轉型正義終究是傷痕纍纍的故事，讓人不忍直視。利用文學、影視與藝術等再現形式，可以穿過鮮明的瘡疤，直抵事件的本質，更能引起大眾的關注。
在台灣近年卻鮮有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文學書寫。胡淑雯是少數的一位。她的外公是政治犯，但她直言，書寫從來也是為了自己，為了在權力的禁制與誘惑裏，要回來的絲毫正義。
被割掉的舌頭
陽光照滿西門町熱鬧的街道，獅子林大樓靜靜矗立在路的一旁，被林立的手機舖掩沒。只有大廈頂層那張揚的健身中心廣告，才能讓人辨清這是獅子林，過去亦是保安司令部所在。白色恐怖時期，這裏曾關押大量政治犯作秘密偵訊。現在成了凋零破落的過氣商場，彷彿昔日的幽靈在此世世代代游轉。
胡淑雯的小說《太陽的血是黑的》，有一章節寫獅子林，將其中不同的時間層揭開，尋找共通之處。還有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大飯店），華麗的裝潢下曾經是軍法處，關押與審判大量的政治犯。她的筆觸如鋒利小刀，逐點逐點割開城市現貌，呈現那血淋淋、隱沒的記憶。
說到寫作的起端，胡淑雯先分享保加利亞作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得救的舌頭》的開首。男孩沈浸於一片紅色，一張男人的臉湊近，跟他說：「伸出你的舌頭。」男孩照做。男人將刀鋒輕輕地貼在他的舌頭上，問：「把它割掉好不好？」當自由被剝奪，就如舌頭被割掉，不能言說，不敢書寫。
「在我們接受語言和歷史教育的過程裏，舌頭會被掌握權力的人重新修剪，去說官方喜歡的話。無法說出真實的意見。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會非常敏感於權力運作的方式，不斷被誘惑長成權力喜歡的人。寫作就是不要失去我的舌頭，還原成舌頭的形狀，將我失去的 integrity 要回來。」她說。
書寫的困難
書寫除了是保存自身的舌頭，也能修補他人之舌。兩年前，胡淑雯加入了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參與編寫《無法送達的遺書》，整理部分被處死的政治犯的故事。由於資料龐雜，需花上大量工夫，如翻譯日文內容，以及嘗試將殘破碎片拼湊起來。書寫之難更在於面對歷史的雜蕪，無法找到安頓的角度。「面對史料，我要求自己保持謙遜，將寫作者的自我縮小，將作家的表現欲收掉。」
她書寫的章節是劉耀廷，有別於小說寫作，筆調轉為平靜直接，描繪生命的哀痛片段。好像劉耀廷太太在他被捕後，每晚睡前化妝，期望在夢中與丈夫相見。「劉耀廷的太太作為政治犯的新婚妻子，她本身就是直接的受害者。她面對政治的撞擊，幾乎粉身碎骨。從她的日記和信中，可以讀到一種素樸的本真性（authenticity）。這也是我的小說也無法即及的真情流露。所以我只能從這個角度出發，書寫在歷史裏被忽略的女性觀點。」
需要同理心
書中刊載泛黃陳舊的遺書，用字簡潔，輕淡得猶如日常家書，讓下款「絕筆」二字顯得更巨大。 胡淑雯說到，她作為書寫者，能獲得家屬的信任，擁有書寫別人生命的權利，她需要具有同理心。例如日記或信中的私密內容，她有權利寫嗎？「我會想像自己倘若是當事者，願意被寫到怎樣的程度。書寫必然會涉及到生命裏的苦難與難堪，在書寫這個失去尊嚴的過程，我要怎樣寫才能重獲尊嚴，讓不可說成為可說、值得說，成為一種贖還。」
過去歷史中的重大創傷，如何再現，也是艱難的課題。胡淑雯提到書寫集中營記憶的Primo Levi：「他的書寫遼闊而充滿洞察力，而不是控訴。那種節制的生命力，還有冷靜，更有力量穿透暴力。」就如描述二二八的《悲情城市》，接連的長鏡頭讓人走進歷史空蕩的迴廊中，巨大而靜默無語。
台灣坊間對二二八或白色恐怖時期的文化再現不多，彷彿是深埋在每人心中的秘密，不能隨便宣之於口。去年以白色恐怖時期作背景的電視劇《燦爛時光》在公共電視播放。而今年描述政治犯的電影《超級大國民》修復版重新上映，首映禮於獅子林大樓的新光影城舉行。封塵的記憶與生命故事正緩緩地破土而出，迴旋在公共領域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