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五月，跑馬地聖保祿中學兩名學生墮樓，據消息指，二人疑為情侶，其中一人曾向社工透露有感情問題，慘劇令人痛心。社工K So雖然不是該校校友，但是其姊妹學校的畢業生，故對事件尤其關注。在悲慟之際，當下想到的，就是以聖保祿人的身份，為三間聖保祿女校的LGBTQIA+*學生提供安全空間。萌生此念頭後，她隨即致電深耕性別教育工作多年的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副教授郭勤博士（Diana），詢問其意見，對方亦對她的舉動大表支持。二人是師姐妹，畢業於中大社工系，是社工也是聖保祿人，關心性／別議題的她們不時在LGBT+活動上碰面，如今，彼此又多了一個身份——「LGBT+/ Ally Paulinians」的一份子，合力扶助LGBTQIA+學生。
註：*LGBTQIA+由多個同志族羣名稱組合而成，I代表”Intersex”（ 雙性人），A多指”Asexual”（ 無性戀），亦有指是”Ally”（同盟者），即支持同志的順性別異性戀者。
事發六日後，K So成立校友為本的網上平台「LGBT+/ Ally Paulinians」，校友和學生的人數各佔約一半，性小眾和同盟者並肩前行，如同”peer support group”。平日各人以WhatsApp group交流，亦曾舉辦工作坊、義賣等實體造動。閒時大家是傾訴學業、家庭等日常事的buddy；當學生有需要時，她們就是為他們指引方向的mentor。
二人在訪問中多番提到，她們的初衷是與學生同行，K So表示：「青年人、minority，尤其是十八歲以下，他們接觸的大人是很大影響力，因為他們還在發展，身邊的人對他的教育、說話，其實很影響他的發展。他們是可以好fragile。」社會福利署在二○一九年為改善中學生精神健康，將原有的「一校一社工」政策改為「一校兩社工」。Diana痛心政策實施三年，仍有學生自殺，並強調同行者的角色不容小覷，根據美國學者Amy Green團隊前年一月發表的研究結果，其研究收集了逾二萬名十三至十四歲同志青少年的數據，結果顯示，如成人和朋輩包容他們的性傾向，其過去一年自殺未遂的機率會降低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她略帶激動地說：「只要做多少少嘢，就可減低自殺率。」
性教育以守貞為核心 忽略性小眾
一個safe space，就是性小眾學生所需；而學生每天踏足的校園，卻不一定是他們的避風港。「三間都是姊妹學校，大家都是女校和天主教學校，大家都share一些common experience。」K So口中的”common experience”， 是指學校以守貞為重點的性教育；也是對性小眾而言，算不上友善的態度。
縱使K So已畢業多年，她仍記得隔壁班的同學，向她描述在課堂上播映的墮胎影片是如何恐怖；時至今日，情況並未變改，有學生告訴她，堂上播放墮胎影片令人「好唔舒服」，「一面倒教不安全性行為是怎樣，墮胎有幾恐怖，如何違反生命。」K So形容，這種性教育「好traumatize」。Diana曾訪問十數個經歷過「貞潔性教育」的女孩子，其中一個的反應使她迄今難忘，「她覺得自己大個咗好內疚，與男朋友拍拖後，當他們有親密少少嘅接觸時，她就想起這個片段，令她覺得自己好污糟，會推開伴侶，即是會影響自己在親密關係上的成長。」
在校園內，LGBTQ+議題猶如禁忌，K So指出：「中學已feel到宗教和LGBT的tension。」由於學校有宗教背景，天主教徒學生會定期被安排參加教友聚會，參加的性小眾學生則被告知，其性向不被天主容許。Diana直指：「他們的性取向遭否定，會做成很大困擾。」此外，學校在課堂上亦不會教授與性向相關知識。K So沉思半晌，表示老師大部分時間都對LGBTQ+議題避而不談，直至入讀大學以前，她都視這些議題「是secret，覺得這個世界、社會是不接受的。」Diana關注這些學生的權利，「他們也渴望在性教育中include到他們，知道他們存在。」教育局發言人回覆本刊查詢時表示：「一些與性教育和性別教育相關的爭議性議題，在社會未有普遍共識前，並不適宜要求中小學校將這些具爭議的議題及價值觀硬性加入基礎教育階段課程。」
同行的力量
與學生同行，代表”Empowerment”，「Empowerment的意思是，就是令他感覺自己不再勢孤力弱，不是只是一個人面對。」
K So和同學傾談間，發現他們「在家裏或學校都找不到可信任的大人」。不少性小眾學生家長在言談間滲雜性別定型、甚至恐同意識，令子女不敢談論相關議題，懼怕性取向被發現後會與家人關係轉差；他們亦不信任校內老師和社工，導致自己「收收埋埋」，影響身心發展。但置身於這個safe space，他們「知道自己被接納」，「見到其他人和自己一樣，不用收埋，或者覺得自己係唔啱。」學生在聚會上發現同窗是性小眾或同盟者時既驚且喜的反應，以及主動和自己聊天，最教K So和Diana滿足。
“empowerment”。（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與學生見面傾談，二人難免憶起舊日的自己。Diana回想起自己的教學經歷，二千年代， 她於中大社工系教書， 尚未開始LGBTQ+社羣的研究，某次於”Movie Lives and Social Work”的課堂上放映了主題涉及同性戀與愛滋病患者權益的電影《費城故事》（Philadelphia）後，有一對女同志情侶來找她傾訴生活上遇到的困境，她坦言：「其實那個年代的我都唔識點幫。」這次經歷讓她頓悟：「不是學生不來找我，而是我從來未看得見佢哋。」故此，她開始設計更多與性小眾社羣相關的課程予學生，讓學生有機會接觸跨性別人士、同志羣體，課程甚至有不少神學院的學生修讀。故此，她認為要做好性別教育，必須主動接觸學生，「自己要去見到，自己要outreach。」她堅定地說。
在學時期的一件事，讓K So銘記至今。當年有同學與女生拍拖，一位老師故意在校外的公園等待她與女友經過，之後一個學期都要求她提早半小時回校報到作懲罰，該同學現在仍需定期見精神科醫生。對方曾向她剖白，「那時候無法相信這個世界的大人是能信任的。」創傷有待痊癒，但那同學現在也成了「LGBT+/Ally Paulinians」的一份子，與後輩同行。
身為性別教育工作者和社工，她們強調，「有個空間覺得自己被接納是最重要的。此外，有人和他們用這個identity和他們同行，也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