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的秋天，一艘巨大的郵船到岸。
像一條白鯨宏偉地游至貨來貨往的海灣，頂着兩根藍紅間紋煙囪，把海面刮出許多波瀾。船上苦悶的水手正無聊地張望岸上南方小城的海邊日落，耽擱一夜，第二天船要啟航時，張愛玲與她的行李箱走過登船的人羣。
這天在碼頭上送別她的，只有宋淇與鄺文美夫婦倆。
她後來在信中回憶道，從上船到最後一剎那她都覺得忙亂與抱歉，她原以為自己能冷靜疏離，想不到船開走了，在海上獨自打開行李箱，看到鄺文美為自己收拾的行李，裏頭摺疊整齊的一件件物件，方知難過，眼淚靜流。
待船半路停在日本，張愛玲上岸寄了一封長達六頁的信給鄺文美。信裏這樣描述船開出後她的反應：「別後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離開香港的快樂剛巧相反，現在寫到這裏也還是眼淚汪汪。」船後來還是駛遠了，經過的島嶼一個個沉入時間的霧裏，白鯨走了廿一天，才又緩緩地靠到美國三藩市第十三區的第二十六港邊。
如浮花，從一個海到了另一個海，從一個城奔波到另一個城。張愛玲沒有中國人口中說的根，即便到了美國，還是一直拖着行李趕在搬家的路上。人生船小浪大，她的門外總是〈浮花浪蕊〉寫的漂泊流落的恐怖，「她倚着那小白銅臉盆站着，腳下地震似的傾斜拱動，一時竟不知身在何所」。
眨眼百年，張愛玲留下華美而蒼涼的文學，也為我們留下了遠走他鄉的啟示。在她百歲壽辰之前，重看幾部較少為人討論的晚期作品，以此送別同在大時代下的移民者。
咫尺天涯，故都仍然在那裏，故都不再是故都。
一輩子的行李箱
張愛玲一生都在整理行李箱，並學習捨棄身外物。
童年，她的母親與姑姑長年旅居外地，張愛玲和弟弟跟着父親與幾個下人在老房子與新大宅中兩頭居住。十八歲那年，她才決心離開父親家，最後去到母親和姑姑身邊，同年赴港留學，並在港大宿舍認識了好友炎櫻。因戰事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到上海，跟着姑姑在同一棟公寓中搬家。她後來經歷了愛情，從相識、結婚直到分手，同時見證新中國成立。波瀾見盡。一九五三年張愛玲以回港繼續學業為由，申請離開中國。她在香港認識了畢生摯友宋淇與鄺文美夫婦，過了一段時間，申請移民美國，此後仍然居無定所。
晚年的張愛玲為了避見上門的記者與惱人的蝨子，幾乎割捨了生活中所有的奢華，只過着簡樸輕便的生活，重要的書信和手稿只用黑色垃圾袋裝好，家中扔剩幾件簡單的家具，東西大多收在紙箱，方便搬家。
這一生，不知收拾過多少趟行李，到最後的光陰她只留下那些紙箱，裝着她的旗袍、幾件羊毛衣、簡便的衣褲、保暖的毯子、假髮與眼鏡、一大疊美國的醫療卡與長者卡、身份證明文件、大量書信和手稿。
最後的那趟離別，連行李也沒有帶上，卻在自己的小說與書信中記下了流浪的半生，當中不乏有關行李箱的情節和小事：
母親的味道
《小團圓》中，九莉說，她與母親待在一起的時光，母親永遠忙着收拾行李，這個母親唯一傳授給女兒的東西，就是收拾行李：「物件一一拼湊得天衣無縫，軟的不會團皺，硬的不會砸破砸扁，衣服拿出來不用燙就能穿。有一次蕊秋在國外一個小城裏，當地沒有苦力，雇了兩個大學生來扛抬箱子。因為箱子太大太重，二人一失手，它便從臺階上滾下去，像塊大石頭一樣結實，裏面聲息毫無。學生之一不禁讚道：『這箱子理得好！』倒是個『知音』。」
箱子裏的愛情
《半生緣》的世鈞自南京的老家回來，因未表明心迹，焦急想回工廠找曼楨，卻怕同事看到他覺得奇怪，只好在街上踱步消磨時間，在一個水果攤子買下水果，沿途吃下，半路聽到有人叫他，回頭看見曼楨。小別後相會，曼楨第一句便問到關於行李箱的事，想知道世鈞家裏人有沒有注意到她用心收拾過的行李箱：
曼楨道：「你母親好麼？家裏都好？」
世鈞道：「都好。」
曼楨道：「他們看見你的箱子有沒有說什麼？」
世鈞笑道：「沒說什麼。」
曼楨笑道：「沒說你理箱子理得好？」
世鈞笑道：「沒有。」
渡過「陰陽界」
在〈浮花浪蕊〉中，洛貞自內地坐火車到廣州，在深圳進羅湖，再從羅湖橫渡到香港，當時的羅湖是這樣的：「羅湖的橋也有屋頂，粗糙的木板牆上，隔一截路挖出一隻小窗洞，開在一人高之上，使人看不見外面，因陋就簡現搭的。大概屋頂與地板是原有的，漆暗紅褐色。細窄橫條橋板，幾十年來快磨白了，溫潤的舊木略有彈性。」
將近邊界時，橋堍上有一羣挑夫守候着，「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一個年老的腳夫在她眼前快步走過，手上提着兩個行李箱，一手攜着扁擔，「狂奔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她和過境的一羣人也跟着在樹蔭下休息，眺望着來路微笑，只覺「滿耳蟬聲，十分興奮喜悅。同車的旅客押着行李，也都陸續來了」。一個老腳夫看洛貞的舊行李皮箱蹦開，於是找出根麻繩來，「給它攔腰捆上兩三道」。張愛玲把從羅湖到香港過關的這一片段重複書寫，每每寫得驚險，將香港視作逃生口。後來在〈重訪邊城〉中，她寫離別香港：「我覺得是香港的臨去秋波，帶點安撫的意味，若在我憶舊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動着微笑起來，但是我畢竟笑不出來，因為疑心是跟它訣別了。」張愛玲對於香港，到底還是有一些不捨之情的。
周遊列國的郵船招紙
同在〈浮花浪蕊〉中，洛貞在香港待了一段日子，後來想到自己年輕，還有希望，只想愈走愈遠愈好，又改到日本去。上船的時候遇上在船上工作的西崽，老而矮小的西崽「把一隻鑲鐵大板箱豎在地下連抱帶推，弄了進來，再去一一拎皮箱，不聲不響的，大概是廣東人」。她想到自己「穿得也並不講究，半舊魚肚白織錦緞襖，鐵灰法蘭絨西裝袴，挽着大衣手提袋外，還自己拎隻舊打字機」，很疑惑為什麼對方對她一副低眉順眼、必恭必敬的模樣，想着要多給對方一些小費，直到她一個人在艙中理行李，才方始恍然，「看見箱子上貼着花花綠綠的各國郵船招紙，一望而知曾經周遊列國。都是姐姐的舊箱子」。這裏洛貞姐姐的舊箱子可能便是張愛玲母親黃逸梵那個曾經周遊列國的行李箱。
Unpack時很難過
在張愛玲心中，好友鄺文美像她筆下的曼楨，清麗如水，她把她形容為中國的蘭花，像短篇小說作家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一樣有着閨閣氣質。她曾經如此對鄺文美說：「我喜歡想我們走的路一樣—將來到美國去。」
張愛玲隻身離港赴美時，鄺文美在臨行前為她準備行李，她中途到了日本急急地寄出一封長信，當中寫道：「你替我的箱子pack得那麼好，使我unpack的時候也很難過。」直到晚年，她與鄺文美的信始終不斷，信的開首總是擔心宋淇與鄺文美的病。直至張愛玲去世，她把重要的遺產都留給宋家打理，向來善於詞藻的張愛玲在遺囑上還不忘叫宋淇夫婦「買些東西做紀念」。
媽媽的鱷魚皮包
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在她四歲那年出國，她曾把母親當成女神，後來二人曾一度生活，聚頭的時間卻不多，張愛玲離開父親家後，投靠母親，自覺成為了黃逸梵的負累，她因為怕問母親要坐車的錢，寧可自己走路上學，然而母親卻還是忍不住怨言，母女間的感情就因為這點生活的瑣事而磨滅了。黃逸梵後來在張愛玲廿八歲那年再度出國，離開時只帶走了大部分古董和一張張愛玲的照片，此後再也沒有回來。一九五八年，黃逸梵因病過身，留下了一個箱子給張愛玲，當中的古董被賴雅與張愛玲視為「寶藏」，裏面的古董亦一度成為他們貧困生活的補貼，後來，她在寫給鄺文美的信中仍然寫到：「最近我把存着的箱子拿了一隻出來，第一次用她（黃逸梵）給我的鱷魚皮包。」
看有沒有能丟的
賴雅去世後，張愛玲在美國深居簡出，後因纏身的蝨患與翻她垃圾的記者，幾乎每星期都會搬家，家中再沒添置大件家具。一九八七年，她在寫給宋淇夫妻的信中提到搬家的事：「前天理行李，匆匆翻看有沒有能扔的，減輕負擔」，這時她已把許多身外物扔棄，直到一九九五年，張愛玲自知身體情況愈下，去日不遠，便時常把重要的證件放到手提袋，掛在門邊。直到同年九月，她被發現因動脈硬化心血管病於加州洛杉磯西木區公寓別世，享年七十九歲。
此專題特別鳴謝：
宋以朗先生
夕拾
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