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同志平權，為大家，也是為自己；但是到頭來，生活出現困難，折墮的只是我自己。成件事係咪好仆街呢？」他曾經是首個在台灣出書的同志，成立過東南亞首個同志家人熱線，參加過香港首個同志遊行，也是首個入學前公開同志身分的神學生。
一個個「首個」的名銜，在他褪掉同志運動先鋒的光環之後，卻成為最沉重的十字架。走過許多彎路，他在今天才見到真理道路的曙光。
他是文可風・同志。
只要說一句 I am Gay
第一次見到文可風，是在2014年一個同志運動的籌委會議。那時候記者心想，他就是傳說中的文可風？「哈哈，那時我真的很頹喪。」他不是打哈哈，而是認真同意記者的第一印象。文可風開始參與同運的時候，九十後的性小眾才六歲。他最火紅的年代，正值自己二十六歲至三十歲的黃金年齡。
重看那五年的日程簿，一星期七日都是填得密密麻麻，「一係去開會，一係去集會。」他笑說，「以前的自己衝得幾緊要。」不過他參加同運的開始，卻是間接與宗教有關。1993年，文可風二十三歲，男朋友帶他參加性小眾友善教會「基恩之家」，胡露茜博士舉辦同志神學課程，他因此認識周華山。
1994至1995年，幾個主流報刊每星期都有同志的負面新聞，以窺秘的角度報導同志。同期，周華山發表同志神學的研究，從下而上撼動教會和社會。那時，文可風在心中向神講，「你放我出去做同志運動，我做過所有可以做的事情就會回來。」
憶述這個誓言，文可風談笑自若地自嘲，「真的不要胡亂發誓，原來是會應驗的。」
1996年公開出櫃的同志，在當年還是少數，他笑言：「只要你公開講一句 I am gay，機會就會飄過來。」文可風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之後有機會參加華人同志交流大會，之後與張美賢合著《愛情兩面睇》，更迎來台灣出版商邀請，於1998年寫成《文可風・同志》一書。當時台灣公開出櫃的同志沒有幾個，文可風形容那是一個全世界都在找Role Model的時候，宣傳書腰上還印着「同志模範生」五個大字。「這個書名壓下來其實很沉重，將我的名等於同志，令我想在同運做到更多事情。」
他四出找機會，做電台節目，做電視主持，協助家計會的輔導工作，甚至演出音樂劇。1998年還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站出彩虹」電話熱線，支援同志家人。那時，公開出櫃的同志都不多，不少朋友都看淡這個熱線，沒想到效果出奇地好。那幾年，大大小小的媒體訪問不斷，「因為站出彩虹，我在東方日報有一篇詳細的專訪。」
正當文可風走到同志生涯最高峰之際，他的個人生活卻迎來重擊。
由Sombody變成Nobody
1996年投身同運不久，坦言自己「瞓身」的文可風，已經不時感到身體有麻痺感。1997年，因為半身麻痺入院，診斷出輕微抑鬱症及恐懼症。明明他在外衝鋒陷陣，一個打十個，何以會感到恐懼？他沉默半晌，「其實我也不知道。」
文可風一直像個同運的先知，別人躲在衣櫃的時候，他在18歲已經向家人出櫃；別人還在思考如何出櫃的時候，他已經走出同志運動的最前線。在他的同運生涯，從來沒有「未知」兩個字。
直到2000年，他被公司裁員，三十歲人，頓失方向。
「那時我不明白，為何同運生涯如此成功，但是我的個人生活如此失敗？」
1987年，文可風中五畢業後，加入保險公司做內部行政，一做十三年。被裁之後，才發現拿着中五學歷已經找不到工作，那一刻才知道大鑊。「當時我的確有埋怨，為什麼我去平權，為自己也為大家，但是出事的時候，折墮的只有自己？成件事係咪好仆街？錯晒，真係錯晒。」
那個彩虹般的世界，開始崩塌。
同一時間，站出彩虹的工作面臨困局，一來要向同志家長宣傳不容易，二來是網絡開始普及，熱線的角色開始淡出。回首過去，文可風用「可悲」來形容當日的自己。「做同運的人都會刻意爭取『首個』，最可悲是以為在運動內幫到人，不斷地付出，沒想到會傷害到自己，也不知道如何醫治這個傷害。」
由待業到找到新工之後，他有好幾年沒有接受訪問。「那是我第一次對自己失去信心，又怕做訪問會丟掉工作。出櫃這麼多年，那時才第一次感受到歧視是什麼一回事。」待業期間，文可風想過，假如當初沒有投身同運，一切會否好一點？「同志組織原來保護不到自己，老了沒有飯開，沒有人會可憐你，第一次覺得真的很抑鬱。」
可是，再問一次自己，可以重來的話，會否這樣揀？「其實又會，那就證明這條路沒有錯。我只是不忿氣，為什麼自己一直在社會上補缺口，卻困於學歷不足，不能正職從事輔導同志的工作。」2001年，他決定報導HKU Space的社會學銜接課程，期望之後可以銜接暨南大學的學位課程。
追逐平權之後，他轉去追求一個學位，一追就八年，追到之後，又發現滿街都是大學生。
等到風景都看透
新工作要做客戶服務，做慣行政的文可風每天上班就是聽電話，被人日鬧夜鬧。做到2006年，壓力已經臨近爆煲邊緣。眼見同運後輩都做得有聲有色，文可風一方面感到高興，一方面覺得自己沒有存在意義。「許多人投一百次稿也沒有機會出一本書，許多人試一百次聲也沒有機會開咪。雖然我沒有什麼成就，但是我想玩的，上天都讓我玩過。我的人生是否已經complete？ 營營役役上班，是否就是生活？」
文可風覺得生命無力向前之際，三十六歲的他終於記起十年前的誓言：上帝是否已經讓我看過要看的風景？
回顧信主之路，文可風不像其他基督徒同志般面對過什麼掙扎。他在十一歲參加學校舉辦的日營，認識了上帝，只知道有事要向上帝講。那時候，他知道自己親近同性，但不知道何謂同性戀。十三歲在公廁初嚐情慾禁果，十五歲認識第一個男朋友，還不知道裡向教會牧者傾訴心事，第一次被請出教會，才知道原來教會容不下同志。年少無知，沒有結婚的打算，也不覺得教會的打壓是一回事。直到二十三歲參加基恩之家，才知道自己是極幸運的異數。
在這個迷失的關口，他決定重回基恩之家。
2007年，他負責佈道部的工作，再次遇上胡露茜博士。她帶着一班神學生，與基恩之家的會眾分享，文可風在旁聽得入迷。當初因為同志神學而投身同志運動，但是他並不了解同志神學是什麼一回事。「原來聖經有不同的神學觀，我開始明白，學懂基本的理論之後，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功課，做好自己的功課，上帝就會領你走去適合的方向。」
不過上帝總愛給人考驗，2008年，文可風抑鬱症復發。同志圈中常言道：「四十歲就好死喇。」那時的文可風也是這樣想，「假如我到時身邊沒有伴，我就死Q咗佢喇。」可是，在四十歲生日之前，上天送他一個美麗的意外。文可風在中環街頭碰上自己的偶像倫永亮，二人相約在他生日那一天吃下午茶。
那一天，文可風請教他，人生其實是什麼？第二日睡醒又為什麼？倫永亮說，“It’s a brand new day!” 「這句說話很普通，但是由他講就變得好meaningful。」文可風被偶像點醒，他決定報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放棄正職 動用私蓄 報讀神學
報讀神學院的人，大多數都是希望畢業後成為教會的牧師，侍奉原來的教會。從現實的角度而言，牧者也是一份有收入的工作。但是文可風是一個公開出櫃的同志，畢業也不可能加入主流教會。放棄正職動用積蓄讀書，畢業後又不知去向，文可風也猶疑這樣是否可行，最後他決定交由上帝話事。「假如神學院會收一個同志學生，那就當作是上帝的calling吧。」
面對那道必答題「為什麼你想讀神學？」，文可風在教授面前決定表明同志身分，說明自己想在神學研究性／性別議題。由於每一個神學院學生都會有宿位，教授當下問他，如果我們收你，卻不給你宿位，你會怎辦？
憶述時他笑言覺得自己似在考港姐，心裏覺得是歧視，但是又要保持冷靜。他知道考官問題背後的意義，回答說：「我在外面做了十多年同志運動，如果要做同運，我不需要入神學院做，我報讀只是想在神學上裝備自己。」考官面面相覷，文可風成功過關。
2011年的9月8日，他四十一歲，成為神學院首個同志學生。
每天從筲箕灣來回中文大學，已經用上三小時，文可風的確沒有打算搞事。可是那一屆不知怎的有多達四個同志學生，加上幾位性小眾友善的同學，陳嘉第二年發起「酷兒團契」，文可風不可能不支持。四位同學公開出櫃，文可風笑言有同學接受不來，當晚要去「未圓湖」禱告鎮定心神。
「酷兒團契」在神學院引起的漣漪，在文可風畢業那一年看到成果。那一年的迎新活動，有同學主動提出，無論同學是否公開的性小眾，學院也不可以因為他們的身分而不給宿位。「那一刻再次感受到，原來自己的存在也會帶來改變。」
三年的神學課程，文可風也沒有白讀。神學有四大科，經學（詮釋聖經）、神學（哲學思想）、歷史、牧養（心理學）。不少同學覺得讀完神學會覺得「成地都係寶，執極都執唔完」，因為他們一直不知道聖經可以有不同詮釋。文可風就專注如何將各科緊扣性／性別議題。「基督教的確是一個禁欲的宗教，正視這個議題，解開性禁忌這個結，不止對性小眾有用，而是對所有人都有用。」
自己搞一間教會，可能嗎？
以為讀完神學會為自己找到新方向，詎料一山還有一山高。文可風的媽媽他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學期，欠下一筆債務，然後人間蒸發。當年他的財政已經十分緊拙，幸得神學院提供兩年學費，每月還給他二千元生活費，老師又讓他留宿，他才順利於2014年畢業。
落山後，面對現實和債務，文可風重回保險業的客戶服務工作，可是做了不久還是決定離職。之後卻長達十個月都找不到工作，要借貸生活。去年11月，他終於找回內部行政的老本行，開始還錢。「我相信過多一年就會見到曙光。」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文可風昔日打不死的精神也派上用場。讀完神學之後，文可風對教會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是一間性小眾的教會，如果與其他教會一樣，會眾星期五放工好大壓力，星期六返教會唱歌，星期日開開心心放假，星期一又返工，整個模式其實沒有改變。」文可風想將自己在神學的得著，與更多人分享。可是坊間的教會一直認為傳道時講神學，會眾會聽不明白。「我讀神學只是上帝安排我先去領受，並不代表其他人不能領受。」
眼下沒有一間教會能夠提供改革的空間，文可風問自己，是否可以自己開一間教會？「我希望有一間教會，可以容納不同的性小眾，包括跨性別，甚至性工作者。」但是讀完神學就即刻開教會，「簡直是五十年一遇般罕見，我對自己沒有信心。」九十年代投身同運的時候，沒有一刻覺得自己會力有不逮；身經百戰之後，文可風反而變得躊躇。
神學院的老師的一席話，再次點醒了他：「香港這麼大，是否只有一間同志教會就能滿足所有人？為什麼你不嘗試改變？」像數花瓣的少女一樣，在開與唔開之間，文可風摘下最後一片花瓣，開立「哪達香膏教會」。
沒有人出席就解散
在台灣出書是文可風認為「搞到好大」的一件事，當日成立教會他也覺得是「搞到好大」，「不過係大鑊那種大。」他大笑。
2015年成立教會，會眾只有小貓三幾隻。教會的名稱古怪，祟拜的時間也騎呢，定在星期四晚上，因為當時正借用香港基督徒學會的地方，唯有選擇較少人租用的時間。那時，文可風似乎又跌入當年做同運的輪迴，一邊做正職，隔個星期祟拜，一個月回廣州一次做義務傳道，還要思考如何宣傳新教會。「第一、二年的時候，我很介意人數。」
直到今年第三年，在基督徒學會以月租一千元低價租到房間，可以共用大廳，本應可以將祟拜日子改回週末，卻發現會眾都想維持在星期四。他們有人返超過一間教會，也有人因為工作只能在平日返教會。這時，文可風終於回到原點，他問自己，牧養是什麼？「就算教會只有一個人，我都要牧養，幾多人來幾多人走，都是上帝的意思。」放下計較，他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三次沒有人出席就解散」，「只要有人有需要我都會繼續做。」
誰在做正確的事？
採訪那天，正是教會成立三周年，那天是感恩節，文可風講道時，特別提及聖女抹大拉馬利亞的故事。抹大拉瑪利亞主流教會被視為妓女，耶穌被帶往審判之時，當門徒都因為怕事而逃走，她與另外幾位婦女，卻一直留守到耶穌釘上十字架，最後見證祂復活。有關妓女的經文，其實甚少會在主流教會的講壇上出現，也較少處理女性相關的經文。
在文可風看來，教會本來要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國度，是一個先知的角色。「現在的教會害怕敍述小眾議題會令家庭會眾離開，影響奉獻收入，最後只能等社會發生現象，由下而上震動到架構，上層才會拆解，這不是失去了先知的作用嗎？」
年青一批的信徒，已經用腳表現自己的取態，就是走出去小眾教會：基恩之家、甦靈教會、哪達香膏教會，紛紛成為落腳之地。
年輕時投身同志運動，到今日在神學之中繼續性小眾的運動，每一次，文可風都走在小眾的路上。以前做同運是單打獨鬥，每一件事都是以文可風之名去做。來到今天，他會連結其他組織，加入彩虹之約，希望做大個餅。他知道自己只是傳達上帝訊息的使者，留得住會眾的不是他，是祂。
說到最後，記者問文可風，為什麼要用「哪達香膏」作為教會名稱。原來在耶穌臨去受釘十架之前，一位伯大尼婦人帶着哪達香膏找上耶穌，為他用香膏抹腳。十二門徒教訓婦人，三十個銀錢買來的香膏，不如用來周濟窮人。耶穌說，婦人是為我的喪事而來，她所做的事，你們以後去哪裡傳福音都要繼續流傳這個故事。「其實耶穌講得很清楚，大眾以為正確的事，在耶穌眼中未必是正確。一個婦人，一個小眾，她所做的事才是耶穌悅納的事。」
洗去火紅年代的烙印，磨滑昔日的稜角，隨着耳垂漸長，文可風由青靚白淨的青年，成為一個樸實的傳道人。堅持走自己的路，是文可風過盡千帆之後的領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