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歷時近兩年的「無家者告政府」官司有最新結果；入稟控告康文署的無家者在小額錢債審裁處勝訴。這宗官司源自二o一九年冬至前一天，康文署人員聯同數十名防暴警員，驅趕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園露宿的無家者，並將他們的家當「清場」；前年六月，十四名無家者在社工協助下入稟索償，金額由二千至一萬二千多元不等。
雖然裁判官裁定無家者一方勝訴，但指出，由於他們未能證明被丟失的物品價值，故康文署只須向每名無家者賠償一百元「床鋪費」；裁判結果傳出後引起公眾譁言，質疑一百元是否足以補償無家者的損失。
「一百蚊，其實係換唔返。」無家者阮少碧在清場行動中，失去一本滿載亡妹合照的相簿，對他而言，回憶並不能以金錢贖回；另一位申索人馬月榮，當時弄失亡妻留給他的一串銀鏈，在其病逝前仍一直對此耿耿於懷。一百元顯然不足以讓他們買回同等價值的家當，而當中更多的，是不能以金錢所衡量，偏偏這些東西，被當垃圾遺棄。
在歷時一年九個月的漫長興訟過程中，十四名原告中已有兩人逝世、四人失去聯絡；堅持過後，他們最後迎來這「遲來的公義」，一百元對部分當事人來說，是象徵着他們和逝去的戰友，終於也討回一個公道。
一百元換不回的是……與逝世妹妹的合照
官司勝訴的消息，連日來在通州街公園裏口耳相傳，成為園內「住客」的熱話；多位申索人在得悉判決結果後，都流露不同感受，阮少碧是比較冷淡的一位，看起來甚至有點鬱鬱寡歡。
「都冇咩感受，預咗佢賠都係賠得呢啲數，有幾多啫？叫做唔係我哋輸囉，哈。」她無奈地冷笑一聲。這裏的人叫她少碧，今年六十歲，和男友吳隨有都是通州街公園的長期住客，互相倚靠，與街為友。看似平靜的少碧靜了一回，想了想還是忍不住補了一句：「但話說回頭，其實我們都是受害者，無理由會輸㗎？」說時語氣帶點怒意。
讓時間回到三年前的十二月廿一日；那天下午，大批防暴警和康文署職員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進入公園，把無家者的家當以一個個綠色大型垃圾桶運走。少碧和隨有當時並不在場，回來後才驚覺「乜都冇晒」；不良於行的她坐着輪椅趕赴垃圾站，只見眼前那六、七個一米高的垃圾桶已全部滿載。縱使機會渺茫，站也站不穩的少碧仍嘗試用鐵枝撥弄着，卻令她更失望，「原來佢哋一早搵啲水淋濕晒，冇一樣嘢執得返。佢根本都冇當你啲嘢係嘢，佢當全部都係垃圾咁嚟掉。」
每當回想那刻的情景，少碧依然清楚記得當時內心的感覺——是痛心，也是絕望。「我唔見咗嘅嘢係搵唔返。」她所指的不只是衫褲鞋襪，還有一本隨身攜帶、A4大小的相簿，她視之為珍寶，「入面係我同我妹妹的合照，一些我同佢去行街食嘢嘅相，全部都是回憶。」可惜的是，還未讓相片貼滿相簿，少碧的妹妹便先行一步，於一二年離世。
「一百元（賠償）是絕對抵銷不到，就算一千蚊、一萬蚊都好，錢是衡量不到，因為我已經不可以再影得返，我只能在腦海中憶起她的面孔，但隨着年紀大，我好怕自己再記唔返起佢個樣。」憶述自己和妹妹的感情時，少碧眼中充滿思念。「我以前生活好糜爛，係佢一隻手扶返起我，做返正行⋯⋯我係欠佢一份情。」
不論官司結果如何，在少碧眼中，任憑她怎樣努力、拼命的去找，都是徒勞，永遠也不會有結果，只能無奈地，接受失去。「我個心已經死咗。」判決頒布那天，協助無家者入稟的社工吳衛東，走到公園向他們宣佈「喜訊」；在少碧眼中，喜也好、悲也好，她已提不起勁理會，既未從事件中釋懷，也不敢對將來際遇樂觀，「我相信分分鐘以後，仲會有相同事件。」
一百元換不回的是……紀念友情的那雙波鞋
在無家者家當被清後，十四名當事人在社區組織協會協助下，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向康文署索償。其實，無家者告政府並非首例；二o一二年，食環署和民政署在通州街天橋底「清場」，多名無家者家當被棄，事後與社協控告政府，最後以庭外和解告終，更被改編成電影《濁水漂流》；不過，今次卻是首次有無家者告政府的官司進入審訊程序。
「贏咗都係開心嘅，一百蚊又好，十蚊又好，好過輸吖。」卧坐在少碧一旁的隨有，聽着女友的控訴，自己也有不少意見。他慶幸在官司中勝訴，其實最擔心的，還是怕連累幫助他們的吳衛東，「輸咗東哥就麻煩，起碼而家唔使東哥籌錢賠堂費，算OK㗎喇。」在他們入稟告政府後，律政司代表一度向無家者追討逾二萬六千元訟費，對每天餐風露宿的他們而言，實在是天文數字。
對比一二年發生在通州街橋底，與及一五年在油麻地澄平街的類似案例，政府向前者每位當事人賠償二千港元；後者則按各人損失向無家者賠償一千六百至八千八百多元作結。今次事件中，每位無家者只獲賠償一百元，隨友也坦言，金額實在不足以彌補財物損失，「一百蚊買得啲咩嘢？我都唔知買得啲咩好，買得衫嚟就冇褲，買得褲嚟就冇衫，都唔知點買，不過個官判咗都冇計，我哋都要接受。」
在清場行動中，隨有除了被丟棄全數家當，還失去了兩雙NIKE波鞋，那是他視之為有意義的禮物，平日也不敢貿然穿上，怕會弄髒，「朋友見我冇咪買對畀我著，好friend㗎，有呢啲朋友算係咁，呢啲朋友交得過，過千蚊㗎細佬。」這份代表着友情紀念品，價值豈止千元？
「大家知道判決後，其實都冇乜特別傾過，法官係咁判就咁判，有咩好講？」隨有也把勝訴一事看得淡然，但對他而言，獲得一百元的賠償金還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因為在他眼中，這一百元代表政府「認輪」：「講真，佢都唔會道歉㗎喇，雖然係一百蚊，但唔係錢嘅問題，即係最緊要佢認咗（係自己錯）。」
經過近兩年的興訟過程，少碧和隨有早已以平常心看待；如今官司暫告一段落，雖然他們還未討論上訴與否，但勝訴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一種解脫，「起碼唔使驚輸先啦。」隨有笑道。本來睡在他們隔鄰的趙金興，也是十四名原告中的其中一人，不幸在月中感染新冠肺炎離世，「朝早叫救護車，夜晚先嚟，入咗明愛兩三日，就搞掂咗。」隨友認為，勝訴也算是給亡者討回公道，但慨歎他們不能見證官司結果。
一百元換不回的是……表哥亡妻遺下來的一條銀鏈
在公園的另一方，住着六十八歲的周雄光，人稱阿弟，和表兄馬月榮也是十四名原告的其中一分子。阿弟憶述前晚從吳衛東口中得知官司勝訴後，以「驚奇」形容當刻感受：「我以為政府會贏硬吖嘛。」即使只是獲賠一百元，對他而言已是一個交代，也能讓已逝世的表兄得到安息。得悉勝訴後，阿弟即時走到公園的中庭，站向西方拜祭表兄，「我跟我大佬講，場官司贏咗喇，你安心去啦。」
阿弟這個名號正是由馬月榮為他取的，兩人在公園露宿多年一直相依為命。清場那天，阿弟和馬月榮在現場目擊一切：「當時警方要求全部人離開現場，只有兩三分鐘時間，根本執唔切嘢，我即刻推開他的輪椅，好混亂呀，驚撞親佢。」兩老表的衣褲、床褥、現錢和證件通通被丟棄，其中一樣被弄失的物件使其表兄耿耿於懷。
「我大佬條鏈搵唔返，係一條銀鏈嚟㗎。」他憶述銀鏈是在混亂其間丟失，兩人一直遍尋不獲，估計是清場期間被拾去。「條銀鏈係佢老婆臨死嗰陣畀佢。」馬月榮的妻子過身多年，阿弟說表兄一直把銀鏈視為信物，「條銀鏈不見了之後，他很傷心，有好多晚佢都瞓唔安、食唔落。」
馬月榮患有腎衰竭，在他們展開訴訟期間身體情況一直轉差，但在其生命最後時光，始終還是放不下那條失去了的銀鏈，「佢當時已經要插喉，講唔到嘢，我覺得佢未放下，個頭成日擰下擰下咁。」馬月榮最後在去年十月中離世，無緣見證官司的最後結果，「佢最後嗰段日子，只係託我替其找回公道。而家勝訴，都算係還我大佬一個公道，亦是他一直的心願，若果佢泉下有知一定好開心。」
當說回事件經過，阿弟承認自己還是很不忿氣；他表示自己早已戒甩白粉癮二十年，卻跟其他無家者一樣繼續被人標籤，在清場行動裏受到如此待遇，「我會諗係咪因為自己係低下層，所以他們才看我們不起。我覺得是歧視，我們沒有受到尊重。」他不諱言康文署在事件中需要負上責任，也欠所有無家者一句道歉，「不過算啦，我都唔想搞咁大。」
十四個興訟人，只剩八個
是次判決引起公眾關注，時至今日，康文署仍未回應；林鄭月娥在昨日的防疫記者會中亦有被問及，她沒有直接回應會否道歉，但指出自己曾出任社署署長多年，支援無家者是她當年的重要工作，會要求相關部門繼續履行她對無家者的關注及支援服務。
在審訊中，裁判官認為康文署一方，違反非自願託管者應有的謹慎責任。協助無家者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不解裁判官何以要求無家者列出單據或相片，舉證物品價值，「而家就好似係政府入你屋企攞你嘅嘢，再要你證明返你曾經有嘅嘢。一個人喺屋企，會唔會每日都影低屋企入面有咩財物？」
最終，每人獲賠一百元。吳衛東坦言一百元實際上連床鋪也買不起，「我行渾成個深水埗，最平都要二百幾蚊啦。又好似少碧張相，其實是無可補償，無論是一千蚊、一萬蚊都好。」在他看來，這一百元的意義是象徵着他們的勝利，「我覺得是遲來的公義，這場官司，由二O年六月開始打，今天已是一年零九個月，其間有兩個人過身，四個人失聯，十四個救火的少年裏面，如今得返八個。」
他形容宣判一刻自己像是如釋重負，皆因早前有機會面對高額訟費，「荒謬在佢哋（無家者）明明係受害者，萬一輸咗仲要賠錢，我覺得政府好似想用高額賠償金，讓日後冇弱勢人士夠膽告佢。」不過他還是選擇率領一眾無家者背水一戰，「以前兩單庭外和解收場，無經法律審訊，永遠不知誰對誰錯，今次終於有個明確答案。」
在官司暫告一段落後，吳衛東希望康文署在短期內，能向事件中受影響的無家者道歉，長遠則希望署方從善如流，改善處理無家者物品的程序和手法。「希望香港會推出無家者友善政策，借鏡台北較開明做法，讓他們登記住在哪裏，由政府提供儲物袋給他們流動式放在公園內，無家者不怕被人偷東西，亦帶動社區氣氛加強接納他們。」吳衛東說，他們稍後會設追思會，悼念兩位「告政府」的戰友趙金興和馬月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