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系列】還鄉路迢迢　導演趙德胤的緬甸故事

編按：此文原刊於2015年2月14日《明周》2414 期

「我現在三十二歲，但在台灣跟前輩聊，都覺得我是六十歲的生活經驗。」趙德胤的名字從第一部畢業作品《白鴿》，就開始在世界各大影展備受注目。片中一羣女子眼神空洞，揚起身上的白袍，不斷奔跑。從台灣賽鴿的賭博世界呈現受操縱的命運，趙德胤一直把角色的困頓烙印在冷靜的鏡頭下。

李安以「強而有力」形容趙第三部關於出生地緬甸的長片《冰毒》。 關於毒品的電影在香港屢見不鮮，《毒戰》、《掃毒》、《門徒》等數之不盡的電影中，少不了槍林彈雨，血腥暴力。但趙德胤在不疾不徐的節奏下，吸毒的主角們簡樸的情感，卻在摩托車駛過塵土飛揚的土地上釋放，毒品在緬甸給人帶來的希望與侵蝕，在緬甸的生活基礎上滋長。趙德胤紀錄片般的鏡頭訴說緬甸華人的故事，日常中的驚心動魄，也是他生活中縈繞不散的滋味。

野遊與冒險

「現在想起那時來有點不真實，像作夢，因為跟現在生活的距離太遠了。」趙德胤爸爸是軍隊裏的醫生，沒有正式學術教育，但中西醫都會。然而他們家在緬甸仍是低下階層，他小時除了上緬文學校，也要上華語學校。因為是非正式，有政府人員到來時華語學校就要停學，「那時候就上山砍柴，路上有很多野草莓、百香果、藍莓。小時候也不是說想要離開緬甸，而是希望所有東西都有改變，但改變什麼也不知道。」在許多訪問和他的電影中，都提及對緬甸生活的困苦，但他回想起來，「小時候其實蠻快樂，很多時候接觸大自然，有時候會奠定你某種東西。還多了一些感受，在都市裏不會有。」

趙德胤拍電影的過程總是冒險的，偷拍的偷拍，生病的生病，幾個人的拍攝團隊怕警察來找碴，還主動先去打招呼。膽子或許從小時候的生活已經練就，「因為生活很無聊，你會希望尋找一種刺激跟冒險。」他們常常去一座很滑很斜的山，平常都不能爬，但他跟朋友就是下雨天去享受那種刺激感。「有一次我們還特意挑半夜去爬。有次在山上抓魚，一個大哥哥騎腳踏車來接我回家，路上又遇上另一個抓魚的人，於是三個人騎一輛車衝下斜坡，結果一個斷手一個斷腳，最後他們學歷都只有國小程度，我頭上就留了一個疤。」

在山野間的危險，往往不及毒品的危害。「男生每個人都抽煙，十歲就偷抽，較大的同伴就會把毒品放在煙裏面。或是一大羣人在吸就很容易感染。因為小朋友就是，人家給你啊，就試試看，最後他們會死掉或瘋掉。」更重要的是，毒品在緬甸很便宜，大概就是吃一碗麵的價格。對於生命在生死邊緣徘徊的人們而言，多冒一點風險買賣毒品或吸毒沒有多大的掙扎。像《冰毒》中農民爸爸，勸兒子不要染上毒癮，像叫孩子別太晚睡般平和而無力。

窮人的文藝

雖然趙德胤總說本來作品是想要更商業，更刺激，但在資源的限制下，作品的力度轉移在微小的動作中呈現。像第一部長片《歸來的人》中，由王興洪飾演台灣工地打工回來的主角，逐一把從台灣帶來的東西分到親友家中。其中一幕在送書給朋友，是趙德胤真的受人所託要為他帶回來的，所以順道拍下。「那個同學比我大十二歲，他從小到大喜歡寫新詩。因為華文學校每星期要交一篇作文，寫什麼都可以，他寫詩就特別好，寫的都是家邊的水溝、河流，老師都覺得他很厲害 。後來他一直在華文中學當老師，到現在。他運氣不好，沒有來到台灣，但一直叫我給他買泰戈爾，因為老師總說他的詩寫得像泰戈爾，但自己完全沒看過。」那朋友也喜歡高行建，因為是第一個拿到諾貝爾獎的華人。後來那朋友到大陸培訓時有看到些泰戈爾，但高行建是禁書，所以一直看不到。

「我們以為工人不看文學不聽古典音樂，但有些人看文學或古典音樂並不因為他很懂什麼，他是為了消磨時間。」《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中，毒販在早餐時就讀了一段托爾斯泰《窮人》的開頭，發現外國也有像他們一樣的窮人。「托爾斯泰寫貧窮還是有一種光明，其實我更喜歡杜斯妥也夫斯基，所以片中的英文名子是Poor Folk。Folk的感覺更是『我們』的事情。」戲中演員原來是趙德胤二哥，確實曾當導遊，因為喜歡看二手雜誌，在泰國一斤斤的買。從前當導遊時會帶一本在身上，導遊間會互相討論。

遠走高飛之後

戲中的真實感，正是這些罪犯的日常。他們像是身邊任何一個平平無奇的人，生活艱難，尋求活路，為家人的生計擔憂，會喜歡文學，也喜歡唱歌，毒品買賣並沒有什麼語出驚人的交鋒。眼中只有最基本的生存目的，唯一的希望是到他鄉賺錢。王興洪在《歸來的人》中回到母校演講，最後結語祝大家「遠走高飛」。趙德胤總說自己是比較幸運的，即便在班中成績一直很好也沒有人特別誇獎，他還是因而得到去台灣讀書的機會。

+2

「我小時候都跟年紀比較大的人混在一起，照相館是一個大十幾歲的朋友，他在大陸邊境打架，殺了一個大陸的黑道，就逃到緬甸來。他哥哥開照相館，所以他也開。他不拍喪禮，因為意頭不好，就叫我們去拍。」這是在他拍《白鴿》以前唯一接觸到與電影相關的工作。後來到台灣讀的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印刷科，畢業作品《白鴿》卻入選釜山影展、哥本哈根影展、澳大利亞影展等。「在台灣找錢還是不容易，一般導演最短三年最長十年才能拍一部片。」申請資助競爭極大的壓力下，他繼續拍短片參加不同比賽，成為獎金獵人，也建立起自己的名聲。到2008年第一次回去拍《摩托車夫》，才開始想拍緬甸的故事。

故鄉的回望

因為始終從心底糾結出發，趙德胤的作品到目前為止始終是一個又一個來回緬甸故事。但同鄉中就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有次我請一個在台灣當工人的朋友來看我的電影，他說想做小說家，在大陸的forum發表小說有幾千粉絲。我就開玩笑跟他談到有機會合作，他就跟我談到真心話：『拍這種電影是浪費才華了，都是拍窮人毒品，讓人覺得你很窮人家就會來欺負你。』」 趙德胤卻清醒地告訴他：「既然你是小說家，我們就來面對真實。你說自己是小說家，買了很貴的iPad，但你每天還是到工地很危險地在工作。我不寫這個故事，不代表你的問題就不存在，我把你寫成有錢人，不代表你就會變成有錢人。」

趙德胤相信故事始終依據你從小到大面對的議題，面對的是自己的感情，「藝術就是透過個體的看法，去把可能跟別人不太一樣的東西講出來。因為藝術家本來就跟別人的見解不太一樣，所以就不是一個客觀的東西。對我來說客觀跟真實在電影裏面都不存在。」

制度與自由

從他鄉回望，他卻更深切明白國家的貧窮，政治很重要。「政治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才可以解決。政治下面太多東西。台灣的問題是五十年都有人講真話，去抗爭，才有現在這個情況。」

他拍下一個又一個緬甸的故事，表現出他對問題的關注，但他並不認為拍電影可以改變很大：「電影只給了人生另外一種解答，是錢解決不了的。」在獲得生活的自由之後，他明白到，那並不足夠，於是又透過電影回到家鄉尋求一點什麼。他認為這是一種普世的矛盾：「藝術探索足夠，不一定改變世界，但是可以讓人知道多一點原來世界是這個樣子。今天是希望自己可以有獨立的個體，在資訊複雜之下有我自己獨特自由的想法，不受媒體等影響，但很難。」今天回家鄉最頭痛是送禮物。姪子都有iPhone， 卻又想要新iPhone。「我會罵他，然後送字典、緬甸憲法。他都很生氣，但這是生存有用的東西。小時爸爸讓我學緬文，希望我可以做律師，就可以面對警察。其實這也是自己要學習的，才懂得怎樣在這法律下生存。」

邊境偷渡到鄰國的情節貫穿多部作品，到泰國謀生是不少緬甸人的出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