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她在佔領現場，站在警察防線前，沒有擴音器，以平穩洪亮的聲線呼籲警察冷靜。五年後，她在抗爭現場，站在速龍小隊面前，拿起擴音器， 不斷提醒警察不要開槍。
五年前，511預演佔中，她曾被捕，沒被起訴；12月1日，她在龍和道扶起一個女孩，被警棍打落頭部。五年後的8月31日，她被捕，罪名是：於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修頓遊樂場一帶，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她，是在抗爭現場，想憑微弱的個體力量，進行人道救援工作的陣地社工陳虹秀。
社工陳虹秀的自白：
今年6月12日，本來只是打算拿擴音器，向同工做一些debriefing的工作，沒有想過，在經過一個公園去海富中心期間，警察施放催淚彈，見到好多人好驚 ，就第一次開咪向警察說：「大家都站着，你不用如此緊張，唔好再亂咁掟催淚彈！」當時我見到警察個樣係好緊張，羣眾小小指責，他們便舉槍，攥緊拳頭。
談社工為何走到前線
五年前，12月1日在龍和道，當日我戴上頭盔，我正要扶身邊一個女孩子起身，轉過頭，警棍就打落我的頭部，同一時間，我看見一個警察想救我。這個印象太深刻，以致我今時今日仍然相信，警隊裏有失控的人，也有至少不會胡亂傷害示威者的人，問題是後者能否阻止同袍作出不當行為，還是自己最後也會走向極端，變成跟他們一樣。
好多人問：為何我們要這樣跑到前線？我想說，我們不是要阻差辦公，而是想提醒，警方要確保他們有足夠的警力，而不是暴力。我不戴裝備，也是考慮到，別人要看到我的樣子，因為被看見是很重要的，等所有人都知道，有這樣一個社工，擔當這樣一個角色。我試過透不過氣來，開咪也講不到話。我見到現場情況一路演變緊，以前叫他們不要那麼快放催淚彈，或者叫他們保持冷靜，到了現在，我會直接叫他們不要開槍。我經常講，指揮官請確定你今天行動的目標，交代你想做什麼，如果不交代，你舉槍做什麼呢，其他人已經在離開，你舉槍要做什麼。我有時會說，這樣根本不能驅散人羣，只會令市民受傷。
比起以前，我覺得警方的驚恐更大，那種驚恐，夾雜了憤怒和仇恨。如果講人數，一百萬人示威，能出動的警察只有二萬人，他們內心那種無助感很大。我讀輔導的時候也有一個說法，當警察面對重大壓力，因為不能逃走，所以會作出攻擊，甚至凍結了人的情感。到了這個地步，我覺得好危險。為什麼社工要開咪？因為我想在他們還有一定理性的時候，可以去喚醒他們。驅散羣眾需要給他們時間，我看見警察很多次舉槍，我認為那些都是沒有需要的。他們說這些是布袋彈，但布袋彈也具殺傷力。
有人說我在這場運動可以保持心態平穩，很難得，其實有幾次我都十分生氣。例如上水廣場那一次，他們拘捕一個街坊男孩導致對方跳出天橋；另一次是沙田新城市廣場那一次，合法遊行前，警方已封鎖所有撤離點，把人羣迫退到一個有普通市民的商場內作拘捕。 8月5日罷工，在大埔，他們追捕一個人，對方跌倒地上，我說，那人已不能動彈，你們可以拘捕，但不能傷害那人，結果那人被拳打腳踢，後來除下了裝備，發現是一個女生。
談恐懼與希望
不過整場運動，我沒有恐懼，即使是那次有警察在我身後把水倒落我的對講機，我也只是覺得「好無聊」，見到這些「咪忍唔住笑囉」。我以前做不同的院舍，常見好多小孩都好激動，好瘋癲，好多違規行為，我望着他們，其實會看到他們背後的成長經歷，在他們背後，其實大人都會出錯，學校都會做錯。我受過這種訓練，留意到激烈的人背後的狀態。經常「社工上身」，希望令對方安穩，如果警察安穩，就不會無端端傷害示威者，將傷亡減至最低。
五年前，參與511預演佔中時，我已有被捕準備，當年我預計被控罪行可能是非法集結。今次反修例運動，我們看見被捕者受到不當對待，檢控與現場狀況未必相符，明明是街坊踢拖落街，都可以被控暴動罪，這就是為什麼愈來愈多人覺得踏上不歸路，預了被捕，但被捕中間發現更多不公義，不再相信公民抗命。
好多時我會同警察一齊跑，一次在尖沙咀，有一個防暴推跌我，上前搶我的咪，然後被另一個警察拉走，接着我說要番支咪。有一次在觀塘，抗爭者設下路障，我跟記者和防暴警察一齊走過去，有警察想推我往欄杆，又被另一名警察攔截了。他們最初有點無計可施的樣子，可是，後來情況愈來愈惡劣。
遇危險時，有時是記者拉走我，有時是防暴阻攔了防暴，後來，我收到消息，自己將會被拘捕，我便跟大家說，到時不用救我。社總開始安排兩個同工做拍檔，確保我在行人路。他們要避免我開咪時和警察疊聲，他們說阻差辦公的其中一個可能，是我阻住警察發表講話。
收到一些「提醒」，也許有人會不再到現場，但我從沒這樣想過。因為這就代表，我被嚇怕了而不敢再出來。這當然不可以！我不會因為這樣而受驚。我想過，被拉去坐監後，是不是應該計劃一下讀書，或者考一個平時無時間讀的學位。生命交託了給天父，那我沒什麼好怕。我自覺幸運，捱到今時今日，都有不少人待我不錯。有些警察可能好想打我，但是也有些警察可能好想救我。
其實整個過程，我不是很考慮到，什麼時候會被捕，反而往往在想，這一刻需要做什麼，怎樣保障同工安全。我們當中有好多崗位，我想的多是怎樣部署等問題。
談新屋嶺經歷
被捕之後，我和一班被捕者被送到新屋嶺，當時估計在四十八小時後，如果下午不用上庭，就應該獲得保釋。吃過午飯，打算致電律師時，警方叫我下午上庭，他們說，要檢控我干犯暴動罪，我的反應是：哦。然後他們說，如果同意控罪便簽名，我便問可否不簽名，他們說我有權不簽，那我便不簽。我好平靜，沒有低下頭，那位警長看了看我，叫我不要「行到咁前」，我說，你知我做什麼工作吧。他說知道，我說，我只是不想市民對你們那麼仇恨。
我之前沒有想過自己被控暴動罪，暴動罪之前出現過三次， 6.12 ， 7.28 ，8.04 ，那一刻聽到，我也沒有什麼反應。我想，我根本不覺得自己做的是暴動，所以我不會覺得這罪名和我有關。我只能把這些交給法庭處理，我覺得我仍然相信法庭，相信司法。
8月31日被捕期間，我正由一個警署轉去另一個警署的時候，我有機會跟警察聊聊。有警察說：「抗爭者攻擊警察，為什麼社工不叫示威者走？」我說，第一，我沒法子叫得動他們離開，第二，我相信只要警方冷靜，抗爭者便會回復冷靜。後來談到雙方武力，我提到警方武器威力強大，足以致命，他們就說，示威者用的武器也可以致命，我便問：石頭和開槍，哪個更致命一些？」
警察也在取笑被捕者的裝備，說這樣能呼吸麼，我忍不住便說，這些是基本裝備，用來保護自己而已，警察就說，他們在做一些暴徒行為，我說：香港你有份，你知道不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然後，我們沒有再談下去，大家價值觀不同。
當日凌晨兩點幾，我們被送上旅遊巴轉去新屋嶺，那時有一個女警跟我說：「你在，被捕者會安心一點。」我忍不住回她一句：「為什麼要我在被捕者才會安心一點？」我不敢確定，那班警察是否刻意凌辱被捕者，但他們明顯沒有人權在任何情況下都受到保障的意識。
他們可能知道我不怕出鏡和會發聲，有點明顯地優待我，選擇對我的訴求作回應，包括讓我致電律師。但是我在葵涌警署也遇過一個被捕者，對方說警察不讓她打電話，我出聲，「她想打電話喎，點解未有得打？」警察說要問一下，因為被捕須知列明可以打電話給親友，但同時要由當值警官決定，我說，不要緊，總之不給打電話，你們也要給出理由。當晚亦有一班在太子被捕的人給送到葵涌警署，他們被安排坐在地下，起初我不知道他們仍被索帶綁着雙手，直到好多個鐘之後，開始有人踢箱，箱子內是他們不用作為證物的的隨身物品，我說：「他們已經做完所有程序，為什麼不讓他們解除手扣？」講完之後，才有警察給他們剪索帶。後來去到新屋嶺，我遇到其中一個女仔，她說他們當晚就這樣被鎖七、八個小時，我好驚訝，後來我問律師，綁上手扣有沒有規定時間，他說沒有。問題是，那麼，誰去決定這一切？
談搜身和私隱
還有，不少被捕者都有講，被捕後的如廁問題，我當日如廁獲好好的安排，讓我去正常廁格，但當時女警說：「唔使閂門啦大家女仔。」我便說：「唔係嘛，我也有私隱。」不過我沒有上鎖，這樣合理。但其他的女被捕者，她們被安排去一個羈留倉的踎廁，廁格沒有門，女警其實可以別過臉，但可能她們太害怕，不知道被捕者會做什麼，便一直望着被捕者去廁所。
去到搜身，我並不知道全部被捕者去到葵涌警署，都要進行二級搜身，即先除上身，搜完，穿回衣服，再除下身衣服，再搜。因我已在灣仔警署進行過一次穿衣的標準搜身，我便去問警官二級搜身是基於什麼準則，他便說，主要是覺得被捕者有機會傷害自己或別人，又或者藏有繩狀物體，都會要求除衫，我說：「繩狀物體唯一可以收埋的地方只有下體，即是一定要脫下內褲？」一個女警說，胸圍也要脫下，我說這些很難爭辯，如果你害怕一個人傷害自己或別人，到了一個程度，胸圍都可以視為危險物品，那其實是很主觀的看法。
後來我被安排二級搜身，我表示不同意，因我沒有傷害自己或別人。當然你有權，但我要知道那個理由，結果警官說不出，我便說，你說不出理由又要這樣做，我很不明白。他說，覺得我現在都好平靜，平時都有做一些拯救生命的工作， 「OK，你就咁搜身。」
因為每次轉警署也要搜身，後來去到新屋嶺，見到其他被捕者，於是我主動向警方問將會如何搜身，「應該不會是二級吧？因為之前搜過多次，如果尚有懷疑，即是之前的警察疏忽職守，看不到收埋的東西，所以是否可以一級？」對方說，說的也是，接着我故意大聲問：「全部男男女女都是著衫搜身？」對方說：「是的。」
整個過程，你看到，其實沒有準則，至於為何去到新屋嶺，有女士投訴被全裸搜身，如果問我，我會答，首先，根本不應該去新屋嶺，那地方是非法入境者的扣留中心，不是羈留中心，一格格的倉，沒有門，只有兩個洗手間，平時被捕者要在密室搜身，究竟新屋嶺的警察是刻意不尊重女性，還是整個機制根本沒有去尊重人？我覺得那值得關注。
政府應處理精神狀況有問題警察
我覺得，憤怒和瘋狂背後，代表一種恐懼。我回看831的現場片段，警察那樣打人，是沒有需要的。這種狀況不是一個正常人的狀況，只有精神出現問題的人，才會把一個已經跪低的人仍然當做暴徒看待，如果正常，又怎會去到那個瘋狂的地步？
好多時我們想盡早在警察未起手時，喚回他們的理性。譬如你打一個孩子，你說會留力，但是你可能不會注意到，情緒去到一個地步，腎上腺素會上升，令你個腦瘋狂，甚至失控。警察都一樣，當你那樣打抗爭者，可能愈打愈失控，警察會覺得，我們沒有做錯，示威者幹嗎罵我們。打了又打，可能會將過往的壓力、憤怒、無助和委屈，全部發洩出來，結果一發不可收拾。
這個情況，正是社福界非常擔心的地方，我們覺得政府有責任處理精神狀況出現問題的執法人員，但問題是，他們沒有處理。有警察曾問我未來如何「收科」，我只能說，現在出現了惡性循環，警察攻擊抗爭者，社工想阻止，結果社工也給拘捕，接着就再沒有人發揮緩衝作用。警察覺得示威者恐怖，不肯撤離，但他們並不知道，有時正因為警察攻擊，抗爭者才會留下來保護同伴。我目擊過警察如何打人，發了狂一樣，示威者只會變得更憤怒而作出反擊，警察這時又再攻擊，結果不斷循環。
談守護抗爭者的生命
社工嘅使命係咩？社工從來都是對高牆，站在雞蛋的那一方。今次事件，社工絕對是有立場，我們反對修例，但我們不是抗爭者，我們用社工的身份去參與，是為了守護抗爭者的生命。
社工在這場運動的角色，不僅是開咪，還有落場。有些外展社工，會落街執人，執老人家執年輕人，因為我們不會留在家裏找到他們，要在街上找他們，問題是，現在的人不在街上，都走到了抗爭現場，如果我們不去抗爭現場找他們，難道可以在他們的家裏找到他們？難道我們同工要在Telegram問人：「你同唔同我傾呀？」我們當然要去現場支援，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權益。
還有，根據警察通例，未成年的被捕者，找不到家人或監護人，其實可以找一些可靠的成年人，社工是其中一個，之前好多個案，我們協助過他們落口供，但是現在警方不允許。我們聯絡過社會福利署反映，社工執行任務不應受到阻止，但社署一直沒有回應。我們有點無奈，但是，如果我們全部社工撤退，現場狀況又會怎樣呢？
在現場，記者有採訪自由，急救隊可以進行救援工作，而社工做的人道工作與人權有關，我們希望避免警察濫用暴力，因為不想見到生命損傷。衝突現場，社工現在擔任的角色確是首次出現，我們目前正爭取社工在現場工作的獨立身份和合法性。
談不要被仇恨佔據
我在現場進行的是人道工作，不是要帶動市民去做什麼行為，如果我被捕，會令很多人說「吓，咁都拉？」，又或覺得「好人無好報」，我想說，如果我真的要坐監，香港人不要為我感到憤怒，不要讓憤怒和仇恨佔據內心，也不要因為我坐監而太難過，因為如果不能夠冷靜，香港很難可以好好地走下去。為什麼直至今天，全世界都支持香港，就是因為見到我們的政治立場，我們各方面平衡得不錯，這個位我們要堅守，就算我坐監，大家都要堅守，這樣才有機會勝利。
我所見現時勇武抗爭，有他們的目的和意義，如果有一天，大家被憤怒和仇恨佔據的話，也許抗爭會變得不理性，這樣會給政府一個藉口，去做更多傷害人的行為，即是俗稱的「送頭」，你不僅送上自己的頭，還會送上其他人的頭。
放心，我未死，罪成都是（坐監）10年而已，期間我可讀到三個課程，心理學，或者人權法都可以，法律對我來說最難，應該最先讀。其實，我在任何時候都有好多準備，甚至是接受死亡的準備，我不是說有人想殺我，但難保擦槍走火，在這些環境，你怎能確保沒有機會意外傷害到你呢？
談最美麗的畫面
我記得，雨傘運動時最美麗的畫面，是無論在金鐘或旺角，大家的交流都無分彼此，好多話題，生活環保、公民意識等議題，好多人拿着咪隨時發表講話，直到現在，有人仍在社區繼續做。雨傘運動是令到好多人懷想的烏托邦。
這次反修例運動，最美麗的畫面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信任、愛和支持，上次這些是沒有做到的，上次出現很多割席和互相指責。就算白色恐怖出現，大家好快去學習消化，不要讓恐懼蔓延，雖然大家都害怕，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不要讓恐懼坐大。
其實如果可以，大家都想用手拉手等「和理非」方法抗爭。記得好多次遊行，勇武派都走出來，說要守護「和理非」。我記得8.18金鐘那一次，勇武派不停叫「和理非」快些回家，好想「和理非」巿民全撤走，好想守護他們。那個畫面很美麗。勇武派他們自己可能不怕死，可是他們更害怕連累「和理非」受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