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的紀錄片《詩》用樸實無華的鏡頭拍攝多位香港詩人，在黃燦然眼中，許鞍華拍這部紀錄片，就像手執聚光燈，於漆黑的廣場上聚焦角落一棵小樹下的幾株青草，「但是在聚焦的時候，看到這些青草是很有生命力，很美的。你不知道它們在這麼荒涼的地方，平時也沒有人注意到它怎麼生長。」這不僅僅是鏡頭裏的幾個香港詩人。黃燦然說，是香港詩受到聚焦。那代表着香港幾代詩人的努力。
當許鞍華讓香港詩走進大眾
在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詩》首映，為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電影。首映禮後的早晨，雨粉飄零，與黃燦然在將軍澳海傍訪談，疏落清冷，坐下來聊聊香港詩，比起堂皇喧鬧的開幕式更有漫談的餘裕。
從《詩》紀錄片說起，黃燦然坦言接受拍攝，只因他覺得導演許鞍華很有意思。他說，偏偏是這樣一位有名氣的資深導演，到了這麼大的年紀，卻專注於詩這種小眾的題材。詩人自知，詩的性質注定不是很廣泛，不像流行小說，更難比電影，「像許鞍華拍的電影，票房很厲害，她一去到洞背村，個個都看過她不知多少套電影。我即使住在洞背村，鄰居認識我，都未必讀過我的詩。」
但他對拍攝香港詩的電影並無徒然交付期望。他說，對於詩很堅定，近乎一種信仰，但不會期望太多。
昔日他二十多歲，還在工廠打工，剛學了幾個月英文，就一股勁去跑幾場國際電影節放映。現在成為鏡頭下的主角之一，他說，出席開幕式是很有趣，但並無任何大場面的準備，「對我們來說，不會幫助詩集銷量好一點。詩人呢，注定讀者很少，出大場面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因為沒人讀你這些詩，也不是買了書就能讀。即使詩人都不會隨便喜歡上一個詩人。」
他說來豁然自適，比起個人感受，感覺到現場來自詩圈、文化圈的觀眾反應很熱烈，他更希望正式公映時，這些熱情能夠擴散到文化圈之外的普通觀眾，有不錯的票房收入，這樣才是最重要。「因為這不是幾個香港詩人，而是香港詩出現在很正式的開幕禮，被人聚焦。那是代表香港幾代人的努力，令到普通人或文化界也好，或者詩人周圍的朋友，可能對他們（詩人）稍為另眼相看，抬高一下眼光去看整個香港詩。」
他想，假如有這樣的效果，這套電影已經很成功。畢竟回到現實，香港詩人的生存空間從來都微乎其微，幾乎永遠在大眾視線以外的一隅，如角落一株矮小的草。
狹小的空間 漫長的堅持
以小草為喻，其實是黃燦然的說話。「許鞍華拍這個題材（香港詩），就好像她有一個聚光燈，在黑暗的廣場，聚焦角落一棵小樹下面的幾棵青草。但是在聚焦的時候，看到這些青草是很有生命力，很美的。你不知道它們在這麼荒涼的地方，平時也沒有人注意到它怎麼生長。」
詩，這本來如此認真、美好的東西，卻不足以向大眾推廣，一直叫黃燦然感慨萬千，「除非整個文化非常之好，詩人才會真正獲得肯定、尊敬，他們的生存和生活空間可能會大大的改善，有更多時間寫詩。為了謀生，或者受到家庭、朋友同事的壓力，有時連起碼的生存空間都沒有。」
詩人好慘㗎。黃燦然說時瞪一瞪眼睛。他數數上世紀同代的詩人，像飲江、鄧阿藍，包括他自己，都是低層工人。他笑着自況，我們詩人每個人都好窮。在《詩》裏，黃燦然與許鞍華聊到生計與居住環境時，齒縫間吐出一句「經濟流亡」，訕笑自己有別於過去人們因政治流亡逃離中國，反過來因生計而揮別香港，移居深圳洞背村，引得哄堂大笑。
過去在香港生活，黃燦然長年在報館當新聞翻譯，又為餬口兼寫專欄，薪水不高，時間精神卻削掉大半。「如果比較好的環境是，報紙雜誌讓詩人談談文學、詩，講一些他們喜歡的東西。譬如說以前馬家輝編《明報》（副刊）的時候，會約稿發表一些詩。」如今黃燦然在內地，房子清簡，書稿堆疊有致，在案頭做着純粹的文學翻譯，一個月寫幾篇稿，維持基本生活。他身穿的長褲，破了洞，又找人軋軋轉縫補，如此度過流水歲月。
「詩人為了寫詩，付出的東西比一般人多很多。」黃燦然指，假如從事其他職業，真有才能的話便能展示成績，相應改善個人生活。「但是詩人寫得不好，慘了。如果你堅持寫詩，要寫好詩，真的要一生的堅持。沒辦法，因為它沒有一種鼓勵。」筆耕大半生的他一笑置之。「希望每一個詩人都會有更好的生存方法。 我們都已經這樣過來了，沒所謂。」
黃燦然回想，上世紀九十年代，連自己是寫詩的人，都覺得很難開口，「我不知道現在怎樣。最好能夠生活在一個時代是，你說自己是一個詩人時，不用說很驕傲，但也不需要很自卑。」
看見年輕詩人 本土詩新希望
那晚《詩》的開幕禮上，黃燦然頭戴深灰色鴨舌帽，一身灰沉便裝。詩人的瘦削身影站在大劇院舞台，致辭時他說，希望廿幾、三十歲香港詩人的前途會更好，希望詩人有更多機會發表說話、談文學，有更多詩的空間和可能性。在短促的發言時間，寥寥數句，黃燦然選擇把許鞍華的聚光燈，轉到年輕一代的香港詩人。
「如果這個電影（《詩》）可以帶來一些積極、好的方面，我希望能夠給下一代。因為他們需要一些更加好的環境，多一些時間、空間，去寫一首詩。」曾經為《明報》 及《字花》編詩選，黃燦然讀到不少新銳詩人的作品，帶給他新的希望——希望來一點本土詩的變革。
追溯本土詩浪潮，在上世紀六、七○年代現代主義詩藝盛行的時代，黃燦然認為本土詩傳統的形成，其抵抗力着實不得了，蘊含詩人的堅持和自我意識。「但是，當寫到一定程度的本土詩，好像某種壓力，如果你不寫本土詩，就不算香港詩人，或者不覺得親近。當它形成一定的傳統之後，傳統變成壓力。因為這是本土的東西，你用的語言，或一定要尊敬前面幾個寫本土詩的人，這樣就形成慣性，慣性就變成限制。有些詩人根本不喜歡本土詩。作為本土人不喜歡本土詩，可以嗎？不可以。因為在這種壓力之下，沒有機會發表，評委不會選你的作品，你的同行又覺得這些詩是什麼。這種空氣形成一定程度時，它肯定會反彈。本土詩已經有些難以為繼的感覺，我希望有些年輕人是反本土詩的，有種反抗的精神。我唔鍾意本土詩，得未呀？」
黃燦然說到的這點反抗精神，來自創作本質，也是由這個壓抑的本土所激發。
「本土詩還有一個問題，是意識形態。它比較溫柔敦厚，每個人都像好父親，熱愛我香港的城市景觀、舊事物，好像香港是中國最好的社會。可能老一輩有些人有這樣的感覺。但這種變成了意識形態，表示什麼？政治正確嘛。那你就扭曲了真正的香港。但香港是很壓抑的。年輕人是很不舒服的，沒有出路，很不滿，通過很強大的節奏，而不是敘述，不用說清楚，我就是不喜歡，寫出很有爆炸力、憤怒的詩句，但不是謾罵、發洩，而是通過一種語言的力度發揮出來。」他的話連續不斷，說得激動，是不甘，還是對本土詩愛之深責之切。
「如果這一代詩人有比較好的視野和表達力，他們反過來可以將本土的詩提得很高，本土詩可以經歷一點點變革，然後又匯合。這些東西都很容易變成保守派㗎，但不斷互相衝擊之後，詩人的思維不斷變化，本土的傳統就愈來愈豐富。」他笑言，否則來個ChatGPT都可以寫很漂亮的「本土詩」。
期望變革與衝擊，黃燦然說，詩人的熱情是每一個時代都一樣。「如果我作為比較老一輩的詩人，現在好像可以講這種話了。我見到有真正的好的年輕人，而不是那些遵循用規則來寫詩的人，我當然很開心。」
無論是在詩作坊或文學比賽評委，他都希望支持這些年輕詩人，讓他們更好發揮自己的才能。「香港的詩不容易欣賞，因為它的本土性，尤其是廣東話。一個人用普通話來讀香港的詩，經常讀不出那回事。我在浸會大學詩作坊，鼓勵學生用廣東話讀詩，因為廣東話好聽。有個別的大陸學生可以欣賞廣東話幾靚。也有些年輕人，寫得很本土，但表現手法不同，有跳躍、抽象，不只是寫實。這批年輕詩人出現的時間不算很長，但水準肯定已經超過以前，個別的作品整體水準已經超過本土詩原來的水準。」上一代人或同代人不再寫詩，他不會因而孤單，倒認為對年輕人是好事，「那就留給他們（年輕人）更好的空間囉，哈哈！」
真正寫詩的詩人
如今香港詩人就算受得住經濟生活壓力，有時還要面對龐大的政治社會氣候。這幾年間世態多端，近來黃燦然最大的感悟是，文學是最不容易被洗腦的，尤其詩歌。
「因為詩人、作家是很獨立的。寫作是一個作家針對一個讀者，讀者一加二加三加萬個都可以，但真正針對是一對一。意識形態，甚至哲學或宗教，一套思想可以影響所有人，要所有人遵守，包括現在的政治正確也好。惟有文學不接受。這是文學、詩最寶貴的。如果我們守住了，堅強地覺得我們做什麼、多寫一首好詩，都是很有意義的，我們對這個外部世界的衝擊，會有一種信念去抵抗外部的侵蝕、傷害，無論經濟及其他方面、社會上。」當出版審查不可避免，他認為，要不就推遲出版，或者就徹底完全不出版。黃燦然在紀錄片中直言不諱，自己寫下不少詩作都沒有發表，作者死後再出版就奈你唔何。
活到花甲年歲，黃燦然兀傲自持，灑脫通達，他說，一個詩人除非很保守固執，否則其語言和心靈是會生長，「所謂生長，有一種帶着自我意識的培養。如果一個人自我意識比較強，知道自己應該怎樣保護心靈的生長，同時外部世界不斷變化、撞擊，幾乎每一首詩都有變化。我經常說，作為一個詩人，其實他是專注於詩，盡量少受外界的干擾，盡量去減少世俗對自己的侵害或干擾。這個時候，詩人他做的是什麼？是向上。」
從紀實影像的生活日常，回歸詩作及詩歌評論的眼光，以至言行間流露對詩的追求，黃燦然活出了一個純粹的詩人生命。「如果純粹講詩，根本真正寫詩的詩人不會理會外部，關注的是能不能寫出好詩，有沒有寫出好詩，怎樣寫下一首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