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自殺係唔容易……」，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劈頭就說。
許寶強說，在現今社會對於「自殺」有着種種的禁忌。「有說法是，不要談論自殺，因為是變相鼓勵這樣的行為」。然而，當這樣的念頭或被命名為「負面」的情緒無處安放時，無法發展出相應的語言去理解及談論，這樣的社會，會否在掩耳盜鈴？
在此之前，2014年教育局提倡生涯規劃，終身學習，應付全球化的競爭。陸續發生學童自殺事件後，2016年三月，政府成立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在最終報告裡，其中一項建議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是透過「灌輸正面的價值觀及培養積極主動的態度和技巧，以面對個人成長的挑戰，從而提高學生應對逆境的適應力和抗逆能力」，報告當中，多次提及「正面」的字眼。
教育局為防止學生自殺的其中一個宣傳「拉闊角度 放開心情」，目的是「宣揚以正面思維面對生命的訊息」。
「點解會相信這種方式是能夠解決到問題？我猜想跟中產社會的『潔癖』或『純潔』有關，不太容得下所謂的『負面思維』。」許寶強近年研究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看到在現今世代裡，各種跟情緒有關的現象，既有個人的因素，也跟整個社會的時代脈絡脫離不了關係。
他認為，真正開放的討論，應該是把所有情緒一視同仁地對待。
不容許失敗的社會
任教大學，接觸一羣又一羣年輕人，許寶強發現，現在的年輕人面對最大的困難是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剛剛上完課，跟學生聊天，他們在說自己的故事，例如過去十二年都知道要考大學，但進入大學後，卻不知道以後的方向。因為缺乏了外界給予一個的清晰的guildline，以往只為應付外面的要求，在不斷延後的希冀裡，甚至忘記了自己是可以去generate自己的希冀。」
偏偏在這樣的狀態，又遇上了一種正向思維︰「就是不讓你失敗，不讓你沮喪，踫上任何情緒都要去克服，就像殺滅細菌那樣。」許寶強說，不只是青年，也是不同的年齡階層都在面對相似的處境︰「我猜這是為何當下的人精神壓抑這麼大。」
因為真實世界不是處於無菌的狀況，失敗原是常態，然而社會往往不斷歌頌精英主義下追求的所謂「成功」，而容不下失敗。在許寶強眼中，這是一種中產價值觀文化的呈現。
什麼令負面情緒講不出口？
「我說的中產不是經濟或收入上，而是價值觀上。」他解釋，即便基層，也可以有這樣的價值觀︰「這跟一種理想生活的想像有關，中產的理想生活通常係會比較orderly、有秩序，會相信憑個人的力量，可以達至這個心中的美好生活。這種對於成功的渴求，會導致人焦慮或者害怕失怕，甚至是苦悶的重要來源。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去理解，就是為甚麼要把被命名為負面情緒的東西掃進垃圾底，對於美好將來的想像不太容得下這些。」
這也解釋了，為何「負面情緒」導向的彼岸，彷似永遠都是「正面情緒」。自殺，更似是「負面情緒」的一種極端的呈現，於是，對於這個話題，整個社會傾向於避而不談，「當有人想講自殺時，會有別人supress佢，話唔好講啦，但其實唔好講，會更加阻礙佢發展相關的話言能力去處理這種想自殺的情感狀態。也是對今天我們無法講情緒、正向思維的一個困局，正向思維阻礙了我們去capture反思負面思維的語言能力發展。」
因為語言有限制，許多情感是無法宣之於口，唯有嘗試透過傾談，才有可能發展一些語言，去理解人的狀態。
經濟動物，都愛把情感「收編」
回到情緒本身，「其實幾壞的負面情緒都是要傾的，而且要想方法去傾，前提是不能在一個壓抑的位置上去傾，即最終目的還是對於所謂好壞情緒有一個判斷。」許寶強說，那便是要把七情六慾都放置於同等的位置，「人有七情六慾唔係我講的。」
儒學經典《禮記》有記載，七情是指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人與生俱來擁有的心理狀態。
他認為，當今社會強調的正向思維是在抹殺人與生俱來的情緒感受︰「相對於喜樂，哀與怒其實是同等地重要，一個人哀或怒時，別人常常會說，你唔好咁嬲住啦，這是不對等的。我希望現在的社會可以容許先拿出來，然後再傾。」甚至再進一步，哀與怒其實講出來是「無問題」。
當社會不斷邊緣化及壓抑「負面情緒」時，會否產生出更多的問題？
情緒被病理化不等於被處理
「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那一套，被壓進了去潛意識的東西，其實不是真正被壓住了，會找後門出來的，輕微的如freudian slip(弗洛伊德式錯誤)或者各種鬼拍後尾枕，重則以暴烈的方式反彈出來，可能會有這樣的危險。如果你讓各個情緒百花齊放且平等地存在，我想社會的包容性會大好多，而家真係好弊，sad少少都會有人來招呼你。」所謂招呼，大多是抱着解決問題的心態，以「導正」情緒為目標。
這是壓抑情緒的年代，也是個情感爆炸的年代，伴隨而來的，是一種情緒的收編。
「因為情緒要『處理』，其中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把情緒病理化，現在出現愈來愈多的精神病理學名稱，是一整套的專業化，有些研究是精神料藥物的藥廠去資助，發明了很多的語詞，要配合相應的藥物治療，這是很大的商機。」他不是撇除生理上的因素，只是覺得，「病理化的意思是將它純粹變做一個病理學上的認知，這個是很大的問題。」病理化其中一個面向，是把問題只放諸回個人的身上，並且單一，無法在更廣闊的脈絡去理解「情緒病」的普遍性，跟社會有何連結。
憂鬱症與社會有關
「19世紀末的維多利亞時期，當時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呈現出來，但這種精神狀態上的disorder是無法單用病理學去理解，弗洛伊德做了很多精神分析是關於那個時期的表癥，歇斯底里尤其針對女性，猜想是跟性的壓抑有關，這是那個時代的病癥。」許寶強認為，過去以集體的文化社會條件去對精神狀況作出理解太缺乏，因此精緒癥狀出現時，往往把問題歸究於個人的身上。
「如果以台灣學者何春蕤的說法，今日的時代病癥就是憂鬱症。」那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嗎？許寶強說，不排除生理上的因素，但時代脈絡有很大的影響，如同他所說，這是一個希望匱乏的年代。
「全世界的經濟正在兩極分化，80年代之後，戴卓爾夫人及列根倡議的新自由主義，導致兩極分化的趨勢更嚴重。第一個層面，當財富資源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上，你買樓的可能性就低很多；第二個層面，就是將人變成經濟動物，反政治化，將人的希望及流動性只聚焦於單向的向上流動，將所有事情都收編到經濟的需求；第三，在消費社會裡，會鼓吹當下的購物，但對於理想有關的追求卻是不斷延遲。」當這些情況遇上了「正面思維」後，便造成一種巨大的精神壓力，「焦慮、抑鬱可能就變成好普遍，既然是普遍現象，那便是一個集體的問題。」
「正面思維」當前，「自殺」念頭難以宣之於口，怕被標籤成「失敗者」，「自殺」成為了空氣中的禁忌，但在網上討論區談論「點死」卻十分踴躍。
許寶強指，談論自殺，不是一句個人軟弱了得，背後或許牽扯更為龐大的社會文化現象。許寶強曾在媒體撰文談過︰「例如『自殺』這議題。『開放』的態度，絕不等同只容許討論『用哪一個方法自殺最好』，而是包括探討『自殺』的成因、歷史、後果，以至在文學和電影的呈現等方方面面；也不會毫不質疑『絕不正確』，而是去思考『完全否定自殺』是源於哪些既存的社會文化條件和政治環境。」
這個議題，不容易談，但不代表不能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