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輕人應該不會去讀《傅雷家書》，甚至連聽也未曾聽過吧。在我年少的時候，也即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傅雷家書》剛剛整理出版，被譽為當代中文書寫中，感人至深的父親給兒子的書信集。當時傅聰已是世界著名的鋼琴演奏家，比他父親更廣為人知。很多人也許是為了好奇傅雷如何育培出這樣的天才兒子，而對這本書產生興趣的吧。別人的所謂「教子心得」，歷來都不乏參考價值，但《傅雷家書》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
老實說，我已經忘記了自己二十幾歲的時候讀這本書的感受了。我父親是個技術工人，教育程度不高，從沒有像傅雷一樣向兒子作出那些富有教養的訓話。我沒有出國留學的經驗，當然也不曾收到過任何滿紙叮嚀的家書。我對古典音樂的認識極有限，所以也不易理解傅雷對兒子的音樂訓練和演奏技巧的提點。但是，單是一個父親孜孜不倦地給兒子寫信這回事，已經足夠令人肅然動容了。當我們再了解到書信的時代背景和傅雷後來的遭遇，事情便超越了親情的溫馨，而充滿着政治的可恨和命運的悲情。
傅雷是個嚴厲的父親。他在開頭的書信，直接向兒子承認自己過分的嚴苛，並且請求原諒。就算是像傅雷這樣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也難以輕易克服傳統父權的誘惑。不過，他終歸是能夠反省的。當然，兒時的經驗在傅聰心中留下多強烈的烙印，也是外人不得而知的。一九五四年，二十歲的傅聰出國到波蘭學習鋼琴演奏，次年參加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獲得第三名和「馬祖卡獎」。一九五九年反右運動中，傅雷遭到牽連，傅聰考慮到自己的音樂事業前途，從波蘭出走英國。這在國內被視為叛徒行為，對傅雷肯定造成極大的打擊。但傅雷都承受下來了，繼續寫信給在海外的兒子，支持他的藝術追求。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紅衞兵在傅家搜出一面有蔣介石頭像的小鏡子和一張登有宋美齡照片的舊畫報，執為反黨的罪證。（事實是解放前親戚寄放在傅家的小箱中的私人物品，傅氏夫婦並不知情。）剛傲不阿的傅雷不堪被批鬥的屈辱，寫下遺書後，和妻子雙雙於家中上吊而亡。
傅雷家書自一九五四年起至一九六六年止，除一九五六年傅聰短暫回國，整整十二年，父子倆只能靠書信維持關係。在那個年代，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和外間的聯絡是極為隔涉的。不要說沒有手機即時通訊或電子郵件，就算是打長途電話也不是隨便的事情。唯一的連繫只有郵寄書信。傅聰雖然定居英國，但為了生計，巡迴演出十分頻繁，回信並不方便。加上他的確疏於執筆，於是國內的父親苦待兒子的回信，便只能天天引頸，晚晚無眠了。下面這封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的信，可見傅雷心情焦急的一斑：
「說到『不答覆』，我又有了很多感慨。我自問：長篇累牘的給你寫信，不是空嘮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幾種作用的。第一我的確把你當作一個討論藝術，討論音樂的對手；第二，極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讓我做父親的得些新鮮養料，同時也可以間接傳佈給別的青年；第三，藉通信訓練你的—不但是文筆，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時時刻刻，隨處給你做個警鐘，做面『忠實的鏡子』，不論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細節方面，在藝術修養方面，在演奏姿態方面。我做父親的只想做你的影子，既要隨時隨地幫助你，保護你，又要不讓你對這個鏡子覺得厭煩。但我這許多心意，儘管我在過去三十多封信中說了又說，你都似乎沒有深刻的體會，因為你並沒有適當的反應，就是說：盡量給我寫信，『被動的』對我說的話或是表示贊成，或是表示異議，也很少『主動的』發表你的主張或感想—特別是從十二月以後。」
也許我們會覺得，這位父親也未免要求太高，迫得兒子太緊了。那催促兒子回信的四大理由，說得那麼的漂亮和充分，但聽在兒子的耳中，也可能包含不少情感要脅的成分。不過，換了在傅雷的角度，因為兒子長期杳無音訊，而產生種種懷疑、失落和焦躁，也是人之常情吧。兒子始終只是初生之犢，隻身寄居異地，以華人的身份在競爭激烈的西方音樂界中謀出路和發展，的確很難不教父親擔心。父子交流，在舊社會風習中本已甚不容易，再加上時間和空間的阻隔，便更加困難重重。後來傅聰和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Yehudi Menuhin）的女兒彌拉結婚，傅雷又成為了兒子的婚姻輔導員，同時給媳婦以英文寫信，協助疏解年輕夫妻間的相處疑難，順便通過她獲得更多兒子的消息。不過，彌拉畢竟少不更事，洋人的禮節文化也有不同，一些言談應對的問題又引起了傅雷的不滿。於是，父親的煩惱又加倍了。
不過，傅雷的書信也不盡是抱怨的。更多的時候，他採取的是理性對談者的角度，和兒子討論對音樂和演奏的看法，分析極為精細和專門，可見他有很高的音樂鑑賞能力。父子能在興趣和能力上有相當的交流，在世間上是極難得的事情。至於生活上的提點和噓寒問暖，看似瑣碎囉唆，其實亦是十分尋常的關心表現。至於要問為什麼我們要讀這些自己也曾經聽取或發出的、平庸不堪的父性的叮嚀，那也不過是因為，在傅雷和傅聰這對既尋常又非凡的父子之間，我們可以看到人間最深厚的親情，和命運最殘酷的播弄，也因此而學懂珍惜，與身邊人短暫共度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