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代最影響我的課堂，可以說是一個歷史課程中的幾課。課程由備受尊崇的澳洲人類人文主義者Inga Clendinnen主講，她以十六世紀時幾乎不可能任務為例：一小隊西班牙士兵征服了墨西哥阿茲特克帝國。這個例子強調了同學不應接納表面當然、不要只作簡單預設，而且人類行為往往令人驚訝、出人意表，甚至醜陋可怕。

為了突顯人類出人意表的行事能力，Clendinnen播放了一部電影，是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在1960年代進行的實驗。Milgram透過各種對照實驗情境，研究由不同人和不同權威發出指令時，普通人如何行事，以及服從度如何。Milgram得出了頗具爭議性的結論，就這些實驗作出概述時，他這樣解釋：

「儘管服從性的法律和哲學觀點極其重要，但卻很少提及大部分人在實際情況下如何行事。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一套簡單的實驗，測試一位普通市民在實驗科學家命令下，會對另一人士施加多少痛楚。參與者需要在服從嚴格權力傷害他人和本身最強烈的道德責任之間作出選擇。雖然接受測試時，參與者都聽到受害人的尖叫聲，但權威勝出的時間佔多。成年人絕對願意根據某種權威命令，作出幾乎任何程度的行為，正是這項研究的主要發現，也是亟待解釋的現象。

普通人在執行工作、沒有對本身角色有任何特別敵意時，往往同時推動可怕且具破壞性的流程。此外，即使他們工作帶來的破壞效果變得顯而易見，而他們被要求從事違背基本道德標準的行動，相對上只有很少人有足夠的資源向權威說不。」

Milgram的實驗影片可以在網上找到。看的時候會非常難受。這些實驗顯示了人們很多時候都盲目服從，令人不安、心寒，因為它解釋了人類不理會破壞力的能力。Milgram的結論可以延伸至與服從相關議題的研究：權力關係與權威。他的實驗結論，有一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普通的納粹官員、納粹守衞和納粹士兵會服從地運送猶太人、波蘭人、同性戀者和吉卜賽人到集中營，然後大開殺戒。Milgram的實驗也反映了中國文革時期，極端服從所影響的「道德標準」。

每當我面對任何像《1984》中「老大哥」的例子，又或任何在權威下的極端行為，我都會想起Milgram的實驗。在澳門，自動櫃員機正逐步安裝面部辨識，內地銀聯卡持卡人在提取現金時須先通過有關認證。這項「服務」很快會覆蓋其他內地銀行。這項臉部辨識技術能識別提款人，是內地嘗試打壓大量現金流出境外的措施。然而，做法卻是十分諷刺的，因為在內地，大部分交易都可以毋須現金進行。智能電話和無處不在的Q Code已取代了現金，而任何電子網絡都在追蹤所有交易。但是，使用現金還有一定的不記名性；當我們在支付現金購買貨品時，可以變得無面無相──當然，除非我們在交易時被拍下照片。

近日有很多投訴聲音，指出「香港在科技上逐漸落後」，曾幾何時，我們的八達通卡被視為尖端科技，但至今仍然只能做到簡單功能。對很多人來說，它道出了香港成熟度不足，甚至可以說是落後。

當然，使用大量現金本身已足以顯示它有可能用於洗錢等不法目的，澳門的賭場便正發生類似情況。但是，大部分現金使用都是簡單、合法的日常交易，而普羅大眾的消費習慣實在不應該受限於令人生厭的監視措施。

因此，盲目服從地使用智能電話來購買簡單、日常用品的做法是駭人的。聽上去很方便，很有效率，但任何智能電話連接都附帶與生俱來的電子追蹤，提供了不少侵犯私隱的機會。現金的美妙之處，在於他無形無相。我才不想要「老大哥」知道我日常生活的簡單事情。香港千萬要拒絕在自動櫃員機上加裝臉部辨識的荒謬做法！就如古老的招牌會說「現金為王」！

組織和權威以自己的地位和對我們的知識作為社會控制的能力，一直都在真實上演。觀看Stanley Milgram的實驗，便會發現此言非虛：人類行為有能力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無法接受的行為。

（本欄目隔周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