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活化語言書寫香港為本土詩學的鮮明面向之一，以《香港公屋詩系》為代表作的詩人周漢輝，追求生活化的純粹，算得上是繼承這點的中堅份子。
出身基層，自稱是最普通的香港人、屋邨仔，身形瘦削高䠷的周漢輝日子過得清簡，多年來住劏房，他筆下都是平凡不過的小人物故事，像他一樣，幾近隱沒於塵。這樣一個強調生活感的詩人，自言實際，最大的挫折和壓迫，不是來自創作，從來都是來自生活。「因為那個生活磨擦太真實，你沒辦法迴避。」
周漢輝：詩是一種連結
某種角度上，周漢輝似乎是黃燦然的鏡象。譬如說，在敘事詩上豐富的生活細節呈現，平實簡樸，人情哲思反芻，而現實中日子清貧，承受經濟生計的困頓，彷彿相互疊影。周漢輝說，黃燦然正正是自己在寫詩上出現閃光的契機。
年少不好上課讀書，周漢輝很早便離開校園進入社會。他喜歡寫故事，因工作忙碌無法兼顧創作小說，貪詩篇幅短小也能表達到很多東西，轉而寫新詩。及後一度想過連新詩都放棄了，太辛苦，甚至重讀作品時連自己都無法感應。
直至他讀到黃燦然的組詩《芸芸眾生》。「那組敘事詩語言非常平白，我才知詩可以這樣寫。黃燦然先生這一組詩令我開始轉向。以前我的詩可能是很憤世嫉俗，將自己的情感爆出來。因為詩是直的曲線。像電影《Interstellar》，白紙上兩點的最短距離，不是畫直線，是你將紙摺起來。詩就是這樣，它不直講，兜個圈，但比直線的距離更加直接。」於是，周漢輝模仿起寫敘事詩，寫出組詩《天水圍軼事》，旋即獲第三十五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冠軍。
「我對人的生活，尤其是最普通平凡的生活，最有興趣。可能和我的出身有關，都是非常普通的香港人、屋邨仔。」周漢輝交出逾三十首以公屋為主題的《香港公屋詩系》後，目光轉到本地飲食文化，開始《香港飲食詩系》計劃，寫杏霜、蛋撻、雪糕車。同樣是尋常不過的東西，就看詩人選取怎樣的角度詮釋，咀嚼生活。
「不會因為你是香港人，你寫的就一定是香港詩。我傾向在於寫的是關於什麼，會不會看到一些共性。香港的茶餐廳、奶茶都普遍，多一首和多一百首其實沒什麼分別。你能否看到另一些角度呢？這是我無論讀本土詩，或對自己要求寫的本土詩，都希望可以這樣做到。」
他試過直接走進一條屋邨，把現場所觀所感寫成一首詩；又試過從整體裏抽出一個元素細寫；在疫情期間，屋邨人跡疏落，他索性寫屋邨的動物，例如水池裏的龜。「居民見到水池便放生，龜便出現在水池，我又發現水池有很多銀仔，突然靈機一觸，想到龜殼有時用作占卜，能看到天機、命運。我將這些連繫一起，再綁一個流亡的作家，他臨走前一天經過水池，向龜擲銀仔，再寫他到機場能否離境。這首詩明明是講屋邨，但我抽了一條命運的線，將所有東西連繫在一起。」
周漢輝着重詩是一種連結，連結天地萬物，不論虛實。「所有藝術都是做連結，你想像的一些東西，在連結裏，你可以找到一些意義，那就更加好。就詩來講，很多人著重語言，我傾向用日常一點的語言，普通得甚至可能是中學程度。因為我想在詩裏做的，未必是很刁鑽的語言，反而是連結。那種連結是不需要打開字典查看艱深的詞才做到。原本散收收、分布在這個世界裏表面上沒有關係的東西，當找到內在的連結，這也是很美的一件事。詩人，或是創作者，好像一個磁石，他未出現之前，他要寫的東西都存在，當他寫了一首詩之後，突然發現原來那些散落在世界的東西，是可以連結在一起，串成一個故事。這一種感覺，是我想做到的美。」
譬如在詩作〈禮儀〉，周漢輝寫舊同學跳樓身亡，由靈堂的鏡頭跳接到另一場婚禮，拼合紅白二事，貫通生死。「那時因為親戚去世，令我不停反思死亡，一次過寫了四首死亡主題的詩，這是最後一首，把所有想法一次過放在一起。現在回看，是很刻意去做衝突，把生死纏在一起。現在我反而想講，會不會大家是互相的影子，多過直接的衝突。」
他知道，這個世界本身是複雜的，就算普通一個人的內心都是很複雜，何況這麼多不同的人組合起來。於是，他想試驗在詩的篇幅裏，用最簡單的方法，講解如此複雜的關係。到了近年，他甚至想寫多一個層次，抬頭看星與雲，雨點霏霏，寫出天與人的連結。
那是周漢輝信仰的基督宗教。他形容自己是個很悲觀、很暗的人，在刻苦的日子裏，總之餓唔死就得。「直到現在這一刻，加上近年經歷，無關政治，純粹是疫情、經濟，因為恩典我才可以生存到今天。甚至我之後要去一個可以說是不熟悉的地方，我都祈禱：耶穌，祢既然為我開了門，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我就抱着這個信心。」訪問當日他透露，接下來有離開香港的打算。
世界從來都沒有善待過創作者
雖然談了很多寫詩的樂趣，周漢輝卻說，自己很實際，寫詩不會高於生活。
從事一般文職，住在狹窄的劏房十幾年，他與筆下的基層小人物，同樣生活拮据，「寫作不停說很慘很壓迫，當然是不會否認，自己都身受其害。但每天廿四小時，我也不是每一秒鐘都大聲疾呼很慘，人生不是為了不停叫苦，有些東西值得我繼續做。」
不過，當他說到香港的稿酬時不禁冷笑，「你絕對不可能靠寫作去賺取你平日的薪水，連幫補都說不上，象徵式食一餐飯，尤其是詩，小說字數可能都多一點。除非參加比賽，就是另一回事。」
以他的經驗和觀察，如果說用文學來賺錢，維持生計，基本都要靠寫作以外的工作，譬如教寫作班、辦活動、做評審等。他形容自己像龜一樣，很慢才走到有這些工作機會的階段，「我不會說特別去捱，純粹做喜歡做的事，但不要寄望會有怎樣的回報。」
前年，周漢輝的詩集《光隱於塵》於公共圖書館下架。他說，大家都明白有些模糊的界線出現了，這不只是創作，也延伸到很多不同界別。「我經常覺得，這個世界從來都沒有善待過創作者。即使是不是這個年代，每一個年代都設限給創作者，因為種種原因，無形中都有壓迫和欺凌。看不起你，無視你的存在，都是一種欺凌。在這個年代，當然是有些比較實體的壓制，但是一九年之前，難道都沒有嗎？當你隱形，無形中都是壓迫。所以，我覺得回到創作者自己的選取，究竟你在那個框線下，你會改變什麼？你會改變自己去迎合，或者是看看有沒有其他空間去鑽。每一個創作者必須要思考的。」
只有生活令我感到受傷
真正對他的限制，只有肉身上，即是經濟。他說，冇錢周圍去，連車錢都要慳，莫講飛機。「不要緊，我不能夠在空間裏面穿梭，就在時間裏穿梭。寫詩的時候，經常會有不同的時空跳躍，可能某個程度就是因為限制，令我找到方法去克服。」
「最大挫折、困擾和壓迫，不是來自創作，是來自生活。只有生活令我感覺到受傷，創作是不會傷害到我的。有時候我都會想，創作是，如果有一天，我覺得不再需要寫，就不寫了，其實也有想過不寫。」他說，如果要談論詩的角色，大可以拋出許多動聽的意義或道理，但他更着重實際，如同他的詩，都是捉摸得到、能見的人事，「如果有一天，我不寫詩會怎樣⋯⋯我沒有想像過有這樣一天。但是，又未至於去到詩是生命這麼厲害。生活一定是最大，高過藝術。可能和很多朋友的想法未必一樣。」
他坦言，沒有生活，就像有靈魂但沒有軀體，是孤魂野鬼。「因此，需要做很多取捨。黃燦然基於詩對他的意義，他要做取捨，而我又做另一些取捨。生活和詩未至於對立面，但總會有不咬弦的時候。」他解釋，就像寫作時一定要專注，自然分身不暇做其他事，甚至在外人眼中像一碌木。
搗碎了一般對創作的浪漫想像，周漢輝無奈嘆道：「因為那個磨擦太實際，你無法迴避。」
「有很多生活中要負的責任、要做的事。但時間只有這麼多，很實際的。你不專注的話，又寫不出滿意的作品，這是最基本的衝突。都未說到少了時間做兼職、涉及經濟問題。」有時他會寫詩參賽，都是為了生活，「寫那種參賽的詩，真的要很專注，榨乾自己去試盡所有可能。我會認我是個衰仔，對於身邊的人⋯⋯譬如對我的媽媽，以及已離世的爸爸。」
在周漢輝的詩裏，其中一個不時重複的主題是所謂幸福美好，對他而言，好像一個天秤。「你知道有些人生活得很好，就是天秤上美好的那一邊。我經常覺得，有人美好，就有人付出代價。有時很不應該，但就是你身邊的人、你最愛的人付出代價。我覺得世界是這樣運作。我都想說很有意義，但是因為生活太真實，沒辦法迴避。」他再一次的感嘆。
「我明白尤其是像我這種比較著重生活感的寫作，生活的磨練是很有用的。但作為一個人類這個物種，天生就會有抗拒。我不會因為想寫得好，就去捱窮，這樣是為文造情，也不合理。」
他提起喜歡的美國小說家Raymond Carver，「他的生活環境應該比我更差。但是很艱難的日子裏，他仍寫得出非常好的小說。直至晚年，他終於找到理想生活，可以完全專注地寫，寫出最後一本最好的短篇小說集《大教堂》。」他說，最理想的詩人狀態，就是可以在不用理會生計的情況下，放任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