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倫理爭議】編者的話：寶貴的一課

《給十九歲的我》正式公映前，在英華女學校的誓師大會活動，我遇見片中女生阿聆的父母，因為對阿聆不曾出席此前的宣傳活動感到好奇，於是上前表明傳媒身份並詢問阿聆近況，阿聆爸爸坦白向我透露，阿聆一直反對公映，情緒為此受困，他曾陪同女兒跟校方多番交涉未遂。

我問阿聆爸爸，那麼他為何仍出席活動，聆爸說他是尊重英華，也想多了解情況。但他明言，在這件事上，他支持女兒的意願和選擇，「我會站在女兒身邊，陪她行這段路。」

我和阿聆父母談了十多二十分鐘，最後交換了聯絡方法。

及後阿聆主動來電，我們跟她見面及深入採訪後，阿聆最終決定親撰長文陳述心聲，交由本刊獨家刊登。經阿聆牽線，紀錄片中另一女生阿佘也接受了我們的電話訪問，說出她自己的真正經歷和感受。

在此要感謝阿聆與阿佘的勇氣和對本刊的信任，透過她們的發聲，公眾可看見事情的另一面。

在採訪和發布相關報道的過程，有賴編輯部上下全力支持和協助。我們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繼續跟進報道。

這事也令人關注紀錄片及其市場會否因此受壓，然而一些本地資深紀錄片工作者有所反思，認為何妨當作一個契機，讓大眾更認識本地紀錄片的各種類型和生態，而紀錄片倫理從來都是拍攝紀錄片的核心議題，沒法繞開。這一課，既是關於紀錄片，也是關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