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警訊》與其問支爆

近年中國內外交患，對外貿易談判失利，甚或陷入新冷戰包圍網，對內經濟增長放緩，幾年之間由保八到不足保六，支爆論遂乘勢再起。論者普遍同意中國經濟危機潛伏，隨時引發骨牌效應。究竟其中有何隱憂？前瑞銀首席經濟學家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新作《紅旗警訊》（Red Flags: Why Xi’s China is in Jeopardy）就從財經角度切入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問題。

（圖片：法新社）

書中羅列大量數據，力證中國陷入「四大陷阱」：

債務陷阱：自金融海嘯後，中國大幅舉債提振經濟，「信貸差距」（信貸佔 GDP 比率）長期過熱（2016年高達三成），遠超國際貨幣基金警戒線。中國信貸擴張周期至今已史無前例地持續十六年，馬格納斯警告，周期一旦結束，影響亦將是「史無前例」。鑑於壞帳之多（估計不良貸款佔所有貸款22%），中小型銀行的流動性抗壓力不足，再者影子銀行經營高槓桿高風險，一旦債務危機引爆，資金流截斷令金融機構無法承受資金衝擊，將會觸發連鎖銀行危機，而倚賴信貸的經濟發展亦將受累，增長率隨時大跌四分一。

人民幣陷阱：債務／銀行危機爆發，又會誘使資金外逃，令人民幣受壓下挫，釀成貨幣危機。2015年中共為應付股災，無預警調低人民幣匯率，便曾觸發大規模撤資潮，翌年中國外流金額據報多達2230億美元。中共重回資本管制老路，政治手段盡出，包括整肅原本官方力捧「走出去」的半央企（大連萬達、海航集團、安邦保險等）。馬格納斯表示，干預匯率嚴重虛耗外匯儲備，調高利率則不符促進經濟及維持金融穩定的目標，而走資方法層出不窮，加上國際商業環境日益嚴峻，中國貨幣政策已陷入多難局面。

人口老化：低出生率普遍見於發達國家，中國情況則是未富先老。2015年中國官方生育率為1.6（易富賢估算低至1.05），十年內估計中國每四人就有一位六十五歲以上長者，而近年人均國民收入不過14,000多美元，僅富裕國家三分一。中國人口結構失衡長遠將造成高扶老率（2050年長者將佔近半人口，每人僅2.1名勞工支持）、性別不均（三十年內二十代女性人口減半）、勞力驟降（2050年前劇減二億一千萬人）、支出劇增（退休金與醫療保健開支本世紀末將佔 GDP 五分一）等問題。人口紅利耗盡繼而透支，馬格納斯預料中國日後 GDP 增長將難以「保四」。

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靠低成本勞動密集型經濟起家，當收入進展到中等程度，成本上漲而經濟結構未能轉型，比上技術不足，比下不夠廉宜，就有可能陷入成長瓶頸。馬格納斯指出，要突破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改善生產效率，按「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指標論，改善科技、教育、法治和政制均有助產出超越資本投入。綜觀今日中國，官僚貪腐，法治不彰，貧富懸殊，鄉村輟學率高，科技剽竊居多，似乎軟硬件一概欠奉，馬格納斯就預言中共專制不可能與轉型創新並存。

《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

單看數字觸目驚心，但亦有其盲點。中國的確面臨負債纍纍、貨幣不穩又人口失衡一連串問題，換轉在西方國度，早已招致政權合理性危機。問題是，中國並非「正常」國家，正如何清漣指出，即使中國社會支柱有四根倒塌三根─生態破壞、失業浪潮、經濟衰退─中共一日保有強權管制，就能維持「潰而不崩」的局面。馬格納斯認為「多用途科技」（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屬於破壞性創造，其顛覆性不利政權維穩，注定與中共無緣。歐美歷史上或許如此。但數今日最尖端的科技領域─人工智能、大數據─所需資源極鉅，除少數科網寡頭外，唯有國家負擔得起。有論者就認為大國博弈下，人工智能未來將定奪於國家之手─所謂「人工智能國族主義」（AI nationalism）。中國缺乏公民權利和私隱保障，有利於由上而下的資訊攫取，加上舉國體制，日後在此超越歐美並非不可能。其他諸如幹細胞研究、換頭手術和基因編輯等發展礙於西方倫理的領域，中國已大膽嘗試乃至魯莽犯禁，成果暫仍難料，但以諾貝爾獎得主多寡為悠然自得的憑據，蝕本總是西方。

「如果中國能夠成功避免中等所得陷阱，將是第一個辦到的專制或獨裁國家。」與其問何時支爆，不如問一個齊澤克的問題：萬一對手成功呢？全世界已到了不得不回應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