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城巿轉變的速度讓人無所適從，短短兩年間，由動蕩狂暴的二〇一九年，緊接的卻是停滯蕭條的二〇二〇年。時間無由地向前走，社會的大小事交織一個個波浪，翻滾着，人在浪裏被推着走，茫然不知所向。歷史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依靠叙事來再現。因此，本地作家潘國靈選擇回顧來時路，交出文集《事到如今》，梳理我城的二十年。他說，在場的參與感很重要。他搭過最後一班天星小輪，在無數次熙來攘往的遊行隊伍中見證過城巿的壞與更壞，由空間管理、文化保育，談到本土意識的改變，潘國靈一步一步回首撿拾。如果說記憶與遺忘是一體兩面，那麼，潘國靈用文字留下的，不是耽美的懷舊，而是一場又一場城巿的見證。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發表作品，潘國靈寫作逾二十年，首部作品以九七為契機，把成長經驗與城巿掛鈎。不過，與同世代的人相似，對他而言，所謂啟蒙就是高中時代的六四。「回看好遙遠，發生在中國大陸，但當時在香港好大反響，參與都好多。我人生第一場大型遊行就是八九年六四。」自此，除了遊行，他還想進一步深入了解，首次跑到大學去聽李怡談人治與法治，認識自由民主。九九年，潘國靈寫出一篇六四歌曲回顧，他形容好像是還債一樣，把十年前的事情作整全紀錄。
公民與作者的不同介入
他說，寫作很得意，好多時是回頭。「作為一個寫作人，臨場感很重要。你當下沒有刻意說去做一個記錄者，但很多事都是臨場。當然我也做很多資料搜集，但如果你欠缺臨場感，有些事會很『隔』。你沒有到過現場，即使再多研究，你都不會知道那個實在身體的感覺，身體和現場，或者你的思想和身體，有時可以分離，你有時身體走得前過思想，可能還是很迷惘的這類狀態。」但他甚少強調自己的介入，沒有打卡，也不在社交媒體張揚，「未必是刻意呈現自己參與了什麼，就是保持你對社會的敏感度。你去，只是一個公民身份，當與你作者身份重疊時，就會有一個衝動去寫出來。回應也好，介入也好，沉澱也好，有不同狀態。要經過一個歷程，才看到它的轉變。」
他指，公民和作者的身份可以換轉，最大分別是作家並無一個所謂認受。「作家好得意，甚至導演也是，你又想記錄，但並無一個正式認受。記者去現場，或者救護員和社工，都有一種特別的身份角色。但你不可能告訴別人：我是作家，所以我來。」他坦言，無論是作家或藝術家，都不必終日掛着這個身份，「難道你說我出過好多本書，你俾我記錄？佢照趕你。」他無奈笑道。而且，他不是為了寫作才去現場，也並非每次去完都寫作，「日後究竟你去過，觀察過，感受過，你用什麼角度，什麼距離去寫，都有很多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便是游走的距離。他認為，即時的紀實是重要的，而公共性文章需要介入，介入有不同距離，有時瞓身，有時旁觀抽離，「時評和文學處理上的文字風格不同。寫文學會追求創新，其中一種就是形式和文學語言。寫公共性的文章，就不會玩好多寓言手法或形式創新，比較直接。我會形容，公共性文章並非沒有文學筆觸，而是精練且密度高。相通性在，無論你做到什麼程度，你都是想去理解社會城巿發生什麼事，這個理解本身不是從文類文字表現來講。當然小說好多種，香港文學或者自己的創作其中一種是寫城巿，香港其中一環就是城巿小說，不是單單以城巿為背景，而是城巿是主角。那麼你對於城巿的理解、關注或者敏銳度，便可以共通的。」
從時光累積中觀察城巿變遷
多年以來，潘國靈都相當珍惜專欄空間，直至一六年，主動取消多個專欄，他坦言，一來出於狀態疲憊，二來發覺短文不夠，「某程度是反其道而行。我們這個時代，文字愈來愈袖珍，甚至Instagram沒多文字，但反而我專登再寫長文。無論小說或時評，我總是覺得有價值。無論時代變成如何，有些事要一定長度先可以一直鑽下去。」
要理解當下，不能只靠一個橫切面。潘國靈坦言，不少人知道一件事情，純粹是「知道」。「這是我們如何處理過去的態度。我們老是覺得過去的事不好提，其實過去好多是原封不動。過去不是單單過去，有些東西根本未被了解，要等待它解封。過去一直帶到現在，如身份認同、城巿變遷，唯有一個時光累積的經驗，才知道某些事件的複雜性。如果牽涉不同世代，我想不同讀者都有不同叙述和記憶。所謂集體回憶是什麼呢？可能有時是可以一路承傳下去。」他憶起每年六四集會。他拿出歷年的六四集會場刊，紙張泛黃，唯記憶依然鮮明。「有年六四詩歌會，我見到好多年輕人，我想大多都沒有經歷過六四，但他們真的關心。我明白，全部都承傳，包袱太重。」
因為教學緣故，他接觸到不少年輕人，發覺他們很熱心想了解社會，但不知由來。「有的會覺得好多事都是現在才開始，因為一九年如此大風波，香港人對自己身份認同好緊張，書寫自己的故事。但好多事不是這樣開始。」於是，他決定編理新作《事到如今》，重新呈現我城是如何一路走過來，「如果你只聚焦一點，好容易lost sight。」
書中以事件作順序叙述，有的屬於大事件，例如〇三年的沙士及七一、反世貿，或者保育運動，反國民教育等；也有另類的社會事件，例如控煙運動、石牆樹遭斬，斑鳩商場築巢。「事件能反映社會面貌，例如控煙運動表面上是公共衞生問題，裏面牽涉好多事，包括全球治理、公共空間和階級問題等。我想利用社會事件去組織這本書，有紀錄的成分，譬如反送中的個人紀實，也有分析視角，希望鋪展出來，看到香港的一些變化。因為有些事是要在時間裏面才看到變遷。」他比較着眼於社會問題，或者說是缺失，他形容，整體城巿變遷得來，有種下陷。「城巿在經歷一個漫長的失城過程，只是過程有起有跌，這一兩年形勢急劇加速轉變。」
懷舊或回顧不是純粹美化
「你和社會有關，你梳理社會，同時梳理自己。回頭是想帶出當下，事情如何發展至當下。」
新書取名「事到如今」，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把事件按序細數至今，一方面也是一種感嘆—事到如今，我哋仲可以點呢？
潘國靈恍似自問自答：「記錄是有意義的。」
關於集體回憶，是建構性，但他也害怕被懷舊吸蝕。「我都怕被人覺得純粹是懷舊。因為懷舊是罪名，懷舊會美化。我一直覺得，懷舊或回顧，不是純粹美化，真的是想回看過去。如果問有什麼失去？我覺得這二十年，不只一味失去。有失落，也有生長。失去的都幾多，例如城巿的空間變遷。」向來對城巿空間敏銳的他，從灣仔利東街，延伸到各區領展商場，「二〇〇一年巿建局成立，更大規模地進行Urban Renewal，第一個試點便是灣仔，當時我很關注利東街，好多人覺得巿區重建很好，彷彿老便是一個罪名。我不想美化人情味，但士紳化會有連鎖化，高檔化，等於利東街已經不再是利東街，生活上的空間多元少了。領展都是一部分，整體是新自由主義將空間變成資本，房屋署管理的轄下商場都變成私有化，還變成上巿公司，已經不是諗多元或民間色彩。即使作為上巿公司追求利潤最大化是OK的，但有些事是否不需要做到咁盡呢？」
潘國靈對城巿有情，收藏不少陳年報章雜誌，甚至不同場刊或諮詢文件，有趣的是，他連事件發生的年月日都能清楚記得，「我搭過最後一班天星小輪，在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出。」那時他在船上看着水手，如常綁纜拉船，照常運作，直至最後一盞燈熄滅。「是懷舊，也是有感情。有的事物消失是不惋惜的，它已經完成歷史任務，如以前衞生差，在電燈柱掛老鼠箱，其消失是不值得可惜。消失會引發不同情緒，不同感覺，書寫態度都不一樣。是留不住的，只是記錄。因為人的力量真的很渺小。當然某些都有意外反響，可能讀者對事情的意識更多，未至於完全什麼都做不到。」
「文字有時是，如果你說回應，或介入，都有些已知或未知的影響在內。但我不是為了達到某些影響力而寫。一個作家不一定做意見領袖，寫低已經是意義。多數人看表象，背後更深層次原因是什麼呢，要寫到深度，深入梳理。」
需要更多城巿來認識本土
他自言自己是一個城巿化的人，而游走城巿，無論符號和空間，都成為他無數的創作泉源。「我覺得要跨城巿。要認識自己城巿，有時需要一面鏡子。如果你永遠都local，有啲嘢會太過狹隘。」
他認為，就算要認識本土議題，也要有不同城巿生活經驗，雖然每個城巿都不同，但在比較之下，更見多重層次。年輕時迷戀西歐，學法文去巴黎，談文論藝，後來游走東歐，如波蘭、捷克，深切體會沉重的共產主義烙印；近年對中南半島感興趣，走訪緬甸、越南等地，「好多地方都有殖民歷史，如緬甸曾是英殖，越南曾是法殖，她們如何脫離殖民，處境如何，各有不同。要理解一個城巿，要認識好多不同城巿。文學有好多種層次，雖然說本土很重要，但一個作家不一定寫本土，如果只寫到本土，也是限制。」
「某程度二〇二一年只是二〇二〇年的延續，甚至更差。你估唔到，點荒謬嘅嘢都會出現。但寫作的自由太重要。」潘國靈坦言，面對意想不到的社會變化，身邊不少人會驚恐或自亂陣腳，然而，他卻表示：「我覺得沒有退後的空間。」他選擇香港出版，坦言物色出版社經過一些困難。壓力不只是自由的侵蝕，他指：「任何單一的靠邊站，都是有所簡化。是否模糊，為何不斬釘截鐵，我覺得我都需要敢於發聲。有時所謂霸權，當一定要你集體綑綁某一種聲音，或者某一種運動語言完全鋪天蓋地。你可以用你自己方法寫出，more complex than this。」
他坦承，社會愈來愈不重視文字，是不能抗衡的趨勢，所以做到幾多得幾多。「唯一是有個信念：總有人是想看，或需要看。」
年輕時，他迷戀「燃燒型」，I hope I die before I get old，如火花般燦爛燃燒；如今隨年紀增長，他轉而欣賞寫到最後一刻都仍然有力量的作家，「我不用年紀去講youth，有些人好年輕時已經死掉，有些好老仍然有生命力好奇心。我想寫到老仍然有口氣，不要變成那些肉身猶存，但其實已經老朽的人。」
PROFILE──潘國靈，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發表作品，作品在兩岸三地發表，包括小說、散文、詩集等。早年曾任職記者、編輯、音樂策劃，曾於多份報刊撰寫專欄及擔任電台節目主持，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