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搬到馬來西亞，不是嫁去馬來西亞。」在《我們在此相遇》紀錄片，一個在馬來西亞生活的香港女生劉嘉美這樣說，這個說法的背後，到底意味着什麼？
2012年，劉嘉美與馬來西亞人李凱倫結婚。
2013年，李凱倫當選成為檳城州立法議會馬章武莫議員。
2014年，劉嘉美移居至馬來西亞。順理成章，她在當地被稱作嫁過來的「檳城媳婦」。
但她強調，來馬來西亞生活，是一個自主的選擇。
這位搬去馬來西亞的人叫劉嘉美，05年港大社工系畢業後，在婦女勞工協會為基層勞工爭取權益，認識了由馬來西亞來的李凱倫，他們在WTO一同抗爭。不公全球化，抗爭在世界各地每天上演。 他們由異地戀人成了夫婦，嘉美強調一切由她作主。
「作出這個決定，除了是因為李凱倫這個人之外，亦都是因為這個地方，因為喜歡這個地方。我是決擇過程裡的主體，如果說是嫁過來，好像純粹是一個無奈的選擇，而且『嫁來』這件事本身便將女性放在一個很從屬的位置，好唔鍾意呢句說話。」
一天，嘉美說：我們結婚吧
每一次嘗試向新認識的馬來西亞人解釋，劉嘉美笑說，別人會聽得一頭霧水。然而，這種思考背後，她說是形塑在一個新的地方裡，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李凱倫是馬來西亞知名的州議員，議員太太這個身份，總是她無法被忽略並且顯眼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很討厭的身份，坦白講，我好想擺脫。」在香港，劉嘉美就是劉嘉美，沒有多少朋友會把她視為誰的太太，到了馬來西亞，又是另一光景︰「我覺得這樣很沒有主體性，當我刻意去建立自己的領域時，別人總會把我對公共領域的看法與李凱倫扣連在一起，聽到的時候，內心是煩燥的。」話畢，她看了一看旁邊的李凱倫。
二人身在何方，在街上還是隨意的手牽手。旁人的說話再惱人，也不讓劉嘉美放棄一種自主選擇的實踐，雖然並不容易。
「我其實是一個很不想結婚的人。」回想起當初結婚的決定，觸發點是馬來西亞朋友在示威行動中被拘捕。
2011年，一場反對執政聯盟國民陣線的遊行活動「夠了，國陣退休吧！」，有參與者被政府以《緊急法令》作政治拘捕，並扣留長達一個月，其中包括嘉美的朋友。「因為這件事發生在認識的朋友身上，你會覺得跟自己很近，當時在想，如果被捕的是凱倫，那我怎麼辦呢？」遙距離戀愛對於嘉美最大的困難，是擔心伴侶的人身安全，李凱倫也曾經在示威的時候被拘捕過，回想起當時的感覺，嘉美覺得很無助︰「如果我在馬來西亞，可能感覺會好點，但在香港很遠，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於是，嘉美跟李凱倫說，我們不如結婚吧。
「當時無乜選擇，要不就是逃避不理，等發生事情才算；要不就是積極去回應，那個commitment是，我跟他成為家人，若然他日後被拉，我都有身份去做些事情，所以回應的方法就是結婚。」
結婚兩年，兩人仍然是遙距離地維持這段關係。
留在香港的嘉美，面對別人不斷的詢問，為何你不去馬來西亞，感到很不公平。「點解唔係佢來香港？點解一定要假設女性到另一半的地方生活？」
最後，因為李凱倫成為州議員而無法離開，劉嘉美在幾番掙扎之下，終於決定搬到馬來西亞。
「剛離開香港的時候，整個人一直處於拉扯的狀態，很不自在。」
一個國際主義者的叩問
雨傘運動發生前的半年，劉嘉美離開了香港。
「有種內疚的感覺。」
她被兩股力量拉扯着，一股是，不斷詢問自己對於香港的責任︰「我好鍾意呢個地方，這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很想繼續留在香港。」另一股力量是，對於自以為是個國際主義者的反問︰「如果我一直以來都深信人的痛苦是不分國籍，工人無祖國，我覺得自己應該要做到可以不分地域，為什麼我要在意身處哪裡？」
拉扯了多久？「拉扯到現在，但有愈來愈好的，時間耐咗，比較搵到參與嘅位置喺邊。」
搬去馬來西亞之前，劉嘉美一直都是個組織者，曾先後在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及女工關懷工作。
訪問當天，回到嘉美的母校香港大學，這一處是她建立社會意識的啟蒙之地。畢業於港大社工系，因為社工系，她接觸到形形式式的社會組織，例如紫藤、社區組織協會。「最記得是SARS那一年，我Year 1，因為社區組織協會，令我看到露宿者、清潔工人等在面對一個大疫症的時候，因為資源上的匱乏，遇到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看見弱勢與基層的痛苦，是嘉美參與社會運動的起點︰「我是先看到人，由人開始，然後才慢慢建立起一套價值觀。」關於社會公義、自由民主，都是在實踐當中植根回來的。畢業之前，接觸到基層大學，令她開始認識到左翼的理論，開始從更宏大的社會結構去看待社會問題，也埋下了日後立志要跟基層與弱勢社群站在一起的種籽。
對於基層的執著，某程度與自己的家庭背景有關，她出身於基層家庭，父親是建築工人。「小時候，隱隱約約知道爸爸會被老闆走數或拖糧，有時也會有工傷，但他卻選擇了不反抗。我好記得，當我跟爸爸說這樣很不公平的時候，他說自己是因為聽話，所以在經濟差的時候，他才有工開。」嘉美對於工人的情意結，或多或少源自於父親，她只是覺得，人不應該活得如此委屈。
順理成章地，2005年香港的反世貿抗爭，嘉美也有到現場參與，她與凱倫便是在那時認識，當時凱倫在亞洲學生協會工作，在香港逗留了三年，WTO過後便準備回去馬來西亞，兩人還沒走在一起。
數年之後，嘉美離開女工會，給予自己半年的時間放空去旅行，第一站便是馬來西亞，逗留了兩個月。
時間剛好在被視為改變馬來西亞政治版圖的「308政治海嘯」之後，長久壟斷政治權力的國陣首次失去了國會的三分二議席，渴求改變的選民隱約有了一絲「改朝換代」的曙光。然而，伴隨而來的政治骯髒，卻令嘉美大開眼界︰「那時凱倫是議員黃潔冰的政治助理，他的老闆被拍裸照，並且遭到外泄；又有州議員跳槽，從反對黨轉投執政黨，最後整個政權又回到國陣手上。看到這些，我覺得很憤怒。」見證馬來西亞的政治狀況，認識了不同的朋友及行動者，那些參與的經歷，致使嘉美與馬來西亞這個地方，建立了一種不同的關係，因為曾經與當地進行過深入的交流，於是無法只把自己視為路過的旅人。
她與凱倫的愛情故事，便在此時發生。
家是一種選擇
到馬來西亞生活了三年，現在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個地方？
嘉美毫不猶豫地回答︰「呢到喺我屋企。」
很早以前，她要求自己這樣去理解與這個國家的關係︰「如果你不在地化自己，你永遠只是一個外人。即使這個國家的制度永遠把我視為外國人，但我擇選如何看待，不需要國家或政權去endorse。」
想起一次被馬來西亞朋友吐糟的經驗，她說要回馬來西亞，朋友卻說，你是去，不是回。嘉美強調︰「我是回馬來西亞，因為那是我的家。我既是回香港，也是回馬來西亞。」
從前是要求，現在已經很理所當然地，把這裡視為另一個家園。
剛到馬來西亞時，她很失落，因為無法直接參與社會的組織，在法例上，她並不是馬來西亞的公民。可是，她曾立志要當一輩子的組織者，因為覺得只有這樣才是跟基層站在一起。十年前，她是女工會的研究員，關心性騷擾與基層勞工被剝削的議題。同一個劉嘉美，換了馬來西亞的背後，「外國人」成了一道阻隔的籓籬。
無法組織，她便選擇書寫記錄。記錄當地的社會議題，以及進行訪問，因為書寫，也令她更立體地看待這個國家的問題，不止於華人的視角，也嘗試了解馬來西亞另外兩大族群 －－ 馬來人及印度人的想法。她說，馬來西亞的很多矛盾，都是源於族群之間的互相不理解，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卻看不見彼此，於是產生種種的誤會，更嚴重的情況是，那樣的割裂，容易成為政府操弄政治的手段。透過書寫介入社會，也是另一種參與的方式，她開始沒那麼介意形式上的不同。
去到最後，嘉美覺得，一個地方跟自己的關係，都是一個假命題︰「你總能夠找到一堆理由，去justify到底跟自己有關或無關。」凡在地的，一早與我們相連。
最近，她到了東馬砂撈越州的峇南內陸森林，對於關係的思考，有了更深刻的感受。「這個內陸森林的地方，地理上跟我很遙遠，生活經驗亦完全不同，應該與我無關，但我卻覺得很感動。」她去了一個原住民本南族人的村落，看到一個持續了數十年的抵抗行動，族人阻止伐木公司前來斬樹，守護砂撈越州僅餘5%的森林，代價是沒有了通往外界的便捷路徑，只能透過船隻進出。
「熱帶雨林跟整個氣候變化有很緊密的關係，這些族人不是為了自己而去守護森林，而是為着子孫與全世界的人去守護。」嘉美說，看到那些未被伐木污染的大自然時，真的會被感動，世間上所有事物都互為關連，有沒有關係，去到最後，都是一種選擇。
這一切，都是嘉美透過移動的經驗，思考所謂的家，到底是什麼。
她覺得，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家，只要在那個地方生活，並且願意去承擔各種好與不好，那便是家之所在。「家，應該是由自己去定義的。」遊走在馬來西亞與香港之間，她彷似編織了屬於自己的雙城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