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富汗走到皇后碼頭，從新界八鄉走到金鐘……然後得到逾8萬張選票，同時得到一連串死亡威嚇。一切好像來得太快，這一刻還在接受歡呼，下一刻已經在灣仔警察總部。朱凱廸社運十年，那麼遠，那麼近。朱凱廸接受訪問時不像一個正要前赴戰場殉難的烈士，他說自己更像一個小孩。那就是《國王的新衣》裏那個不懂鑑貌辨色、不識好歹的孩子。這孩子不懂問深奧的問題，只會問一些最顯淺的問題。問題是：作為一個人，需要的是什麼？在專訪中他也談到鄉黑式勾結、政治暴力、土地自主，不止存於新界，更是全香港問題。他問的另一個顯淺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人，應該擁有什麼權利？
問︰參與了社運十年，也在八鄉深耕了六年，為何最後走向了選舉？
十年前，我的關心點可能是要做一場令全香港都關注的社會運動，例如天星碼頭、菜園村、新界東北的馬寶寶農場。但我現在的關注的不是一個點，而是要發動一個網絡，真正可以在地方裏建立實在的平台，而這個平台是可以留下的。
今天我們談「民主自決」的道路，是在建制派與泛民以外的路線。從十年前開始，香港的泛民主派只懂得遵循北京所給予的方程式，不管是三部曲或五部曲，以為這樣便可以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但這樣的想法已經失效。當泛民主派開始與市民脫節，只懂得不斷重提「倒梁」，在議題上的取向也過於保守時，這給予不到香港人一個方向。整個民主派進入了一種迷惘的狀態，這才是本土派冒起的成因。
我要做的便是問問題，問一個不懂的問題，就像《國王的新衣》裏那個小朋友。我的問題是：我作為一個人，有什麼權利？需要的是什麼？是不是香港的主人？這都是很基本的問題。
我們用了十年時間去分裂，也突破到這個狀況，當我們夠膽去問這個問題的時候，這次選舉其實是一個將我們這種百花齊放的狀態再爆發一次的機會。
對我來說，比較特殊的是希望香港可以出現環境運動的政治化，這跟打破新界從殖民地到現在的勾結關係相關。從環境運動到官商鄉黑的勾結，我想讓這個成為主流政治的討論議題，讓市民大眾都知道。
我的轉變是由發動社會運動發展，到在主流政治舞台上佔一席位，希望能夠吸取力量，然後再注入到社會運動裏，令更多年輕人可以從社區及生活中，奪回香港的主導權。
問︰如何看待本土自決，又如何看待這十年的社運路？
十年前，我被標籤為「本土的勇武派」，今天則換上了「左傾的本土派」，看似有很大的分別，然而，政治化的過程便是需要有競爭的選擇。
今天，從互聯網發展出來的政治，常常會陷入有理說不清的狀況，有時公共討論的環境會很弱。本土派需要調整，而立法會選舉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自決意味着我們要奪回應有的治權，我們不應該建立「國族式本土」，當我們談論民主時，不應以民族主義作為中介。我們應去決定香港需要一種怎樣的自由，不斷區分「誰是香港人」，會令我們看不見真正的問題，也是在麻醉自己。
「自己乜乜自己救」是21世紀的趨勢，也是在更新香港民主的主題。像東涌、天水圍的領展問題，不是要求回購領展，而是要令人明白領展在屋邨的發展，保安五步一哨，房屋署維持壟斷，導致數萬人像生活在監獄之中。
問︰在選舉過程中，你不斷提及新界的問題，對香港來說，新界為何如此重要？
香港未來的城市發展會走向一條怎樣的道路，關鍵不在中環、灣仔、深水埗，而在新界。這是角力的前線。
殖民地時代，新界開始建立了一套勾結式政治，主從關係非常強烈，跟大佬的文化根深柢固，他們不講求民主。特區政府一直不用很強的力量去壓制這種力量時，反而從梁振英開始，更吸收了這種力量，引入成為香港管治力量的核心部分，換言之，新界的勾結式力量，將會影響到全香港的政治。
政治暴力的蔓延，正是香港人需要關心新界政治的原因，若不去面對，它反過來會將暴力與勾結等狀況帶到全香港。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爭取的是高度自治，那香港便需要有殖民地政府的戰略思維。例如保護農地、維持一定副食品的自給、維持本地水源的供應，這種戰略思維不應只在1997前有效，而是在97後也要延續。然而，特區政府正正相反，把一切推倒，像一國兩制白皮書所說，所有副食品供應、食水、基本供電都要依靠中國大陸。
如果香港人明白新界對我們的未來如此關鍵，那我們爭論問題時便不只是有沒有地起樓，而是從整個地市的未來去思考，無論有沒有2047這個限期，我們都要拉闊對於政治的討論，對於一個城市，應該怎樣自治或自決。
問︰從2011年參選八鄉北的區議會選舉，只取下283票，到今天愈來愈多人支持你，這代表了甚麼？
代表了我是對的。我沒有走錯路，香港應該要有人參政，但我們參政的時候，不要覺得自己是在一個正常狀態下進行選舉，或在正常狀態下服務市民。不是這樣的，我們參政是為了令香港人有種能量，推動大家奪回這個地方，決定自己的未來。
從區議會開始，選擇了八鄉，到現在選立法會，我自己也明白多了該如何尋找能量，我只是其中一個嘗試的進路，我希望有更多人嘗試不同的進路，累積更大的能量，或者在我們這個選舉找到更大的能量，而繼續發展下去。
我想，我現在的任務是為下一次民主運動的高潮做準備，若不準備，高潮是不會來的。
問︰上面談及的能量是甚麼？從何而來？
舉個例子，之前，我一直以為天水圍和東涌等地方搞不起，特別是裏面的公共屋邨，我覺得裏面的人不會站出來，他們不會有能量給香港的民主運動。但是我完全錯了。
香港人經歷順服式民主運動已經太久，久到令我們都順服了，然而，大家心中的憤怒是存在的，像逸東村的居民，幾百人出來，他們是十分憤怒的。我想，有人的地方就有能量。
如果黃毓民說Politic is Talk，政治的任務便應該令人感到自己是有能量的，而這是真的。有人的地方就有能量，香港幾百萬人，大家都在抱怨地鐵加價很貴，為什麼你還要天天付錢去乘搭？若整個城市的運作，是幾百萬人每一天都循規蹈矩地生活，要順從於這個制度，制度才會運作，而力量便是這個意思。雨傘的失敗在於我們從沒發展過這種力量，所以我們沒辦法做到總罷工或令地鐵停止運作，癱瘓這個社會的運作，所有非暴力但對政府有威脅性的攤牌行動，我們沒條件和實力去這樣做。佔領完全不是管治危機，幾條街而已，玩一、兩年都沒所謂，泰國也玩了很久。
另一個面向是，在議會內也要儲能量，例如區議會選舉，如果我們有一點點創造力，就能夠想像沙田是一個60萬人的國家，我們要做的是取回這60萬人口國家的控制權。這就是區議會，雖然是廢的，但可以迫使自己去思考的事便多了很多，我們就要思考如何管治這60萬人的國家。這樣的話，你便不會只有蛇齋餅糉和服務，而是令沙田的人對未來有一種新的希望和想法。我的意思是，議會路線很重要，無論區議會、村代表、鄉事委員會抑或立法會，我們都應該有奪取過半議席控制權的意識，這種意識會令我們有機會製造政治危機的另一個戰場。
問︰你希望你女兒那一代會如何思考香港的未來？
全球氣候變化對我女兒那一代的生活，會造成會翻天覆的影響，所以那不是一個香港的問題。我們要問：香港要在這個世界盡什麼任務或責任？我希望女兒作為一個香港人，除了捍衛香港這個地方之餘，亦會為這個世界盡責。氣候變化是如此大的危機，將來貧富會更懸殊，弱勢社羣會活在更痛苦的世界，我們面對這些，這個城市可以做些什麼？每一代人都會找到屬於他們那一代的希望。正如我剛才提及天水圍及東涌的公共屋邨，看起來，像處於死寂狀態，原來到了要爆發時，還是會爆發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