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新加坡，我以駐校作家的身份主講一個講座，另外的三名講者皆是男性。主持人介紹我們時，稱呼三名男性講者為「老師」，而我則被喚作「女士」。在那三小時之內，好像並沒有人感到有任何問題，在問答環節，聽眾提出問題時也跟隨着主持人的稱呼，把男生稱為「老師」，稱我為「女士」。講座結束之前，主持人頒發紀念品，則按着年齡長幼依次派發。最初，站在主持人身旁的我，沒有弄懂這是個充滿階級和性別意味的儀式，不知就裏伸手去接，被他嚴正地厲了一眼。

事情發生的當下，有過多的感受和想法湧現，那種快要爆炸的感覺，切換成一個「危險」的指令，使身體和心都在剎那間凝固了。於是，我的臉上依舊保持微笑，說出與這件事無關的溫和的話，應該會出現的真實反應卻被壓在某個牢籠裏，一直在滯後，直至到了太久之後。或許這是在孩提時期已學會的對「危險」事情的自我保護方法，也有可能是長久以來，寫小說給我的訓練──離開這個第一人稱的「我」，成為一種更高更客觀的也更遙遠的存在，作者和叙事者之間要保持一種必要的距離。小說寫作的方法，在某個層面，也是敏感者的生存方法。

在日常生活裏，所謂的公平，本來就有着複雜而多樣的標準，因此，當人們感到委屈的時候，他首先應該檢查一遍那是否源自過於巨大且充滿尖角的自我。當我站在叙事者的位置，我所關心的是，那個肩膀總是弓起來的主持人有着怎樣的背景和經歷，他如何看待，在生活裏所遇到的每一位女性。他會不會認為，無論女人建立了什麼，女人還只是女人而已，夠不着更高的位置。他會不會認為在現代社會裏，許多麻煩的女人在談平權在爭取更多，動搖了他可以享有的種種好處。叙事者的我也看到了，這個第一稱的「我」本來就缺乏了讓某種必要的衝突發生的勇氣，禮貌其實只是在隱藏怯弱。

當我想到這些事情，就會感到思想是一條河，我一直在等待它變得清晰，以便看到躺在河牀的東西，可是河流仍然因為憤怒而渾濁着。我想到那令我一直不解的句子──「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右臉，也給他打你的左臉」，這句話充滿着同等愚昧和睿智。

在觀賞那條渾濁河流的時候，我知道，肉身難得，只有通過這具人身，才能成為一個女子，才能經歷種種磨難和懷疑，而且嚐到被打了一邊臉之後，不知該如何去對待另一邊臉的矛盾。

（隔周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