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後，我進入了一個跌跌撞撞，不斷碰壁的嘗試時期。那是一個混亂而充滿迷惘的階段，過了很久，我才明白那時像一隻失去頭顱的蒼蠅總在原地打轉的原因—我心底裏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麼，卻不願聽從召喚，只是想找到一條相近但更容易走的路。總之，我在一份左派報章擔任記者的工作，每天早上前往報館的車程，都在質問自己：「我到底在做什麼？」

因此，當朋友的朋友收到邀請要創辦一本女性雜誌，輾轉找到我，問我有沒有興趣擔任文化編輯，我驚喜不已，禁不住一口答應，而且以為那就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從辭職至正式上任新工作的一個月裏，我夾在兩份工作之間，日間在報館為工作進行收結，下班後籌備新的雜誌，在極端忙碌的日程裏，焦慮和質疑終於暫時止息了。或許，打從第一份工作開始，遇到太多的挫折，那時我認為，還沒有成為正式員工，就為新雜誌工作，以及期間所遇上的障礙，本來就是工作的一部分。上任前，我去了一趟五天的旅行，那還是一個智能手機並不普及的年代。在回程的飛機上，我突然發現，對於次天早上就要開始的，夢想之中的職位，我心裏竟然是滿滿的擔憂和焦躁。「或許，工作就是這樣。」我對自己說。

班機抵達香港，當我跟着人潮，經過熟悉的通道，在入境的櫃位前排隊，手機便響起來，那是跟我一起為新雜誌工作的朋友。她告訴我，在我離港的幾天之間，機構的高層決定，終止醞釀數月的新雜誌，換言之，它已胎死腹中。我心裏忽然非常安靜，只有一把清晰的聲音在說：「這是一件好事。」同時，我感到長久以來緊繃的肩膀突然放鬆的自在。我的理性說，這消息不妙，意味着我即時失業，但我的感受表示：幸虧如此。

乘搭機場巴士，透過窗子看到暫別數天的城巿風景，我知道，面前的都是新路。朋友跟我討論要如何向那機構爭取已展開的工作報酬，包括為拍攝和訪問的工作所墊支的費用，我腦中理智那一面也知道要據理力爭，但心裏卻在想，要把精神和心力放在找一份新工作之上，對於這個已成過去的工作項目，最好盡快從生命裏刪除它。在那段日子，我既沒有為忽然終止的雜誌神傷，也沒有感到任何不幸。我並不知道當年的我是如何做到—或許，已到中年的我，其實無法理解，那個年少的我，心裏澄明的一面，不必經過打坐禪修或開悟理論，就是自然而然地知道，既然已經失去了工作，就不必斤斤計較那為數不多的賠償，反正，年輕的本錢並非鈔票，而是時間，珍惜光陰，盡力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才不會愧對青春。之後的一個月，我專注地做出一本又一本手作書—那其實是履歷表，只是以一本小書的面貌呈現。新工作比想像中更快到來，我帶着不捨訣別手作書。

以後的人生裏，我失去了許多非常重要的人和事，這些人和事即使遠去了，仍然緊繫着我的每根神經，或許，只是因為我不願放下他們。歲月的累積，原來並不是新陳代謝減慢，或眼神不再清澈明亮，而是無意識的遺忘—忘記了自己永遠有無限的創造力，忘記了生命原是善意而豐盛的，忘記了要把失去的人和事放進生命回收箱，忘記了活在當下的真正意思。

我問回憶中那個年輕的自己：如果一扇門關上了，但從沒有另一扇門打開，會不會是因為，我把身子攔在門前，使它無法順利地關上？

她說，你早已知道答案。

隔周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