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生半生流連學府，由學生運動退至大學著書記錄。今天他說退便退，先歇下來，暫且跟學生說聲「江湖見」。二十多年來，羅永生組織本土歷史，論述解殖。回首三十年，僧面換佛面，民主回歸成泡影。當年風雨同路人，一些早蟬過別枝。64、89、97、03、14，似近且遠的數字，香港人不斷在旋轉木馬被愚弄。「馬照跑」的大時代再荒謬也要記錄下去，羅永生說認清本土歷史才是香港人的出路。
回歸至今，命運自主，見證者與記錄者同樣苦笑。羅永生為歷史每補一筆，窗邊的黃色笑哈圖似在安撫在沉思的銀髮。收拾房間前，羅永生輕倚窗邊，跟畢業生回顧往事。回帶中有聲有畫，每個註腳與停頓處，都是那麼鏗鏘利落。
回到中英談判聲明前，走到中大宿舍敲門，二十歲的羅永生還未是「安徒」，一臉帥氣，案頭掛上馬克思的海報，正翹首以待「港人治港」與「民主回歸」的大時代的來臨。
一、八十年代︰學運領䄂
1983年3月4日，《華僑日報》內版一格，報導了中大學生會的交職典禮，那年的中大學生會稱︰「在香港社會和中國方面，則會積極關心香港前途的問題，在堅持中國人的立場，在這前提下，要求香港邁向民主道路。」
當時就職的學生會會長，叫羅永生。對於香港的前途問題展現出毫不含糊的姿態，其後與一眾學生代表計劃上前質問戴卓爾夫人，打開學運悶局。經歷中文運動與保釣事件，學生運動一度沉寂。火紅年代退潮之際，羅永生卻在這個時候加入學運的浪潮中，他笑說︰「主要是因為讀中學時候，對於大學生活有很多想像。」
1982年，中國與英國就香港的前途問題正式展開談判，大學的討論開始熱鬧起來。上世紀80年代初，羅永生入讀中文大學的社會學系，先後擔任中大學生報的總編輯和中大學生會會長。
「決定搞埋學生會，因為遇上了香港前途問題，是歷史的契機。」趕上了大時代，也在見證大時代，不甘於袖手旁觀的他，覺得在那個時刻，應該可以以學生領袖的身位，為香港的前途問題，做多一點事，直接參與那個大時代。那時候，他成為了主張「民主回歸」的其中一個推手，以提供有別於「維持現狀論」的另一種論述。
那一年的9月26日，戴卓爾夫人訪港，十三名大專生到機場抗議。羅永生說︰「當時只帶了一個立場去，那就是三條不平等條例是無效的，不應該繼續。」事後回想，他認為那是一次失敗的示威。
收到消息後，大約在兩天內便決定要到機場進行示威，基本上沒有準備過，在警察的阻礙下，連戴卓爾夫人的影子也看不見，也掛不到預先準備那條印有「侵華條約不能肯定」的橫額︰「那時連同記者夾時間都唔係好識。」羅永生解釋，在1967後的《公安條例》陰影籠罩下，對於那時的香港人來說，要怎樣才能進行一場有效的示威，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太少經驗的累積，像是在瞎子摸象，「《公安條例》係幾個人示威都拉得，那時最多就是開記者招待會，風險無咁大，合法嘛。」這場罕有的學生自發性示威，成為了他口中「失敗到自己都唔好意思講」的抗議行動。
大學生突如其來的解殖之聲，右派報章《工商日報》翌日以「一羣大專生」描述羅永生等學運領袖。然而，事隔兩天《文匯報》用此做內版頭條，《人民日報》轉載新聞，又盛讚他們為「愛國青年」。羅永生感到很詫異，覺得自己的聲音「出咗嚟」。
1983年，羅永生決定延學一年，並且成為了第十三屆中大學生會會長，那時的閣名為「羅方黃」，同屆的莊員有活躍於政圈的中國法律學者梁美芬。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確定中國將會對香港恢復主權的行使，中間有14年的過渡期。香港的前途問題彷似確立了方向，那時羅永生知道，世界將會改變……
「將來就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當時每一個人都這樣說。」躊躇滿志，那年的學生，以為世界歸根結底是他們的。「港人治港喎，當年的心態是，梗係我哋呢啲人（治港）啦！」羅永生坦言，自己曾經有一刻考慮過，是否應該踏上從政或參選的道路︰「你熱衷政治多一點，自然就會想行呢條路。」
為政治之路作好準備，年青的羅永生認為還是讀多點書，探究多一點學問；而他同屆的畢業生很多讀法律進修，為《基本法》作好準備。畢業之後，他又再次回到中大社會學系，攻讀碩士課程，然後拿了獎學金到英國進修。「80年代的下半期，基本上我都是在學院裡面。」錯過了社區運動和議會政治，那段歲月，成為了他口中的緩衝期。
回港之後，他曾在三聯做過編輯的工作，在改革開放的氣氛下，加上中國各種新思潮所帶動的文化熱， 「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我有搞過兩岸三地文化交流，一心諗住改革又有很多空間。那時有很多新思想新理論，好多知識份子明星，好似李澤厚、甘陽，呢代人都忘了。」在局內看，國內湧現的太陽熱火，其實並不熾熱，「不止我失望，連北京派來的人也失望，咩都要請示新華社。」
當本土新一代開始接受「中國人」的身份，投入感大，反挫更大。六四事件無情地粉碎了羅永生這代人對於中國的看法，促成一百萬人上冒雨街遊行，羅永生形容那時是「迷失」。「我哋發覺將來未必是80年代自己所想像般，迎來的是一個大倒退，好多東西都變得不確定。」
對於中國想象的幻滅，致使羅永生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學術的不歸路。
二、九七︰無間
搜尋羅永生，他的名字總與「殖民／後殖民」、「解殖」、「香港主體性」、「虛擬自由主義」等關鍵字連繫上。另一個老是常出現的，大抵是「無間道」，把卧底電影與未曾解殖的香港，作出精密的扣連，九七之後，「親英派」隨時轉身成為「親中派」。香港的命運，一直處於被人擺佈的狀態。
走進羅永生的辦公室，坐椅身後掛了一張《終極無間》的大海報。他對於這個系列的電影，好像有個情意結，也著寫了頗受歡迎的《殖民無間道》一書，透過港產片《無間道》三部曲及卧底類型電影，分析香港擺盪不定的身份問題，以及這座城市的脈絡及處境。
羅永生說，《無間道》這套電影，並非最代表香港，但卻最能與香港的歷史文化處境，產生共鳴。「記得第一次觀看時的感覺是震撼的，當做研究的時候，便慢慢意識到當中的各種連結，電影裡面所述說的，其實是更加深層地存在於香港人的生活經驗裡。」如此的政治寓言，到今天為止，羅永生認為還是沒有其他寓言式的東西能夠取代得到︰「每個人都好似有個過去，但這個過去，你為了要做一個新人，你就唔想有人記得你。每個人的個人歷史可能都有N個版本、N個面孔。」
對於香港「殖民性」與「主體性」如此重視，跟羅永生的九七經驗有着密切關係。
「97年的過渡令我回看自己的80年代和香港，出現了很多感覺，我覺得我哋對於自己的過去了解得太少。97之後，你會期望將來有轉變，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但卻發現完全不是那一回事，覺得香港的歷史好像一個循環，走不出以前殖民地的那種感覺。」在後殖民的理論及研究中，提供了一些線索和理念給羅永生去「develop一啲嘢」。
他對於文化研究的興趣，也是源於97。
「那是一個新穎的思想挑戰，也令我有了一個方向去思考過去的經驗。90年代的香港其實最需要一些思考角度去檢視何謂民族主義，那時好多喜歡讀書思考的人，都會覺得文化研究很新鮮，因為貼近香港的感覺和處境，大家都在講香港的身份認同。」
2000年，香港首個文化研究系正式創立，羅永生是推手之一。之前，他在嶺南學院的通識部工作。適逢政府擴充大學教育的規模，嶺南學院升格為香港第八所大學。「咁我哋咪suggest了一些新的programme，後來就出現了文化研究、哲學、歷史…等學系。」
然而，「當時都無乜人知咩係文化研究。」
中間經歷了重重波折，為何決意要將文化研究引入到香港的大學教育裡？
羅永生說，文研除了是一個學術或知識的計劃外，同時是一種政治取向︰「我想，當時推動的人都有一種想改變香港原來做人文學科的方法，把新元素帶進來，也是一種新的思考方式。」這個跨學科的學系，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的英國，探討社會上所發生的不同文化現象，甚至進行介入，強調批判的思考。
這個後來被外界視為「社運搖籃」或「左膠搖籃」的學系，羅永生笑言︰「這是Misconception，好誇，不符事實，講出來好像很Eye Catching。」但也承認︰「嗯，這裡的學風是比較開放，社會關懷也是比較強一點的。」
教學生涯中，最難忘是看到第一屆學生畢業，「始終這個學系的成立得來不易，所以期望也是很大，因為真是開拓一個完全新的東西。」
創系至今十多年，中間有傳言過會被整頓，甚至羅永生、許寶強、陳允中三人的同時離職都曾被外界猜測為政治打壓（事實是三人的合約剛好都在同一年到期，才作出去留的決定）記者不禁問：二十多年，真的沒有受打壓？羅永生眼神堅定說沒有︰「呢啲係恐懼的projection。」
三、退休︰安徒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1984》George Orwell
從八十年代走到今天，羅永生從當日的學運領袖成為現在的退休教授，大時代的見證者，也是紀錄者。與當下的學生組織，已是走得愈來愈遠︰「時代唔同咗，去到某一個階段，我都唔識企喺佢地的角度去思考，他們也不會覺得我哋的意見有咩值得好聽，可能都係位置變咗啦…」
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有學運人士向羅永生請教「補料」，羅卻訝異於眼前人對於歷史的種種空白︰「你同佢講70年代，原來佢唔知㗎喎，可能最熟的都是十年之內的事情，但對於香港學運及民運的前半歷史卻不知道；當然，我對於他們也幾乎一無所知，大家來自完全不同的年代。」
不只圈子裡面的歷史，羅永生發覺香港人對於自身的歷史感，薄弱得驚人。「全世界少有，對於這麼貼身而屬於過去的事物，好像完全不需要去理會，只focus在當下， 當一些東西過去了就很容易覺得不需要理會，但香港明明是這麼需要建立歷史的城市。」羅永生反問記者，對保衛菜園村反高鐵的印象:「2011年嘅事，已經好似好遠了。」
於是他在學院裡面，設立了一門關於昔日香港文化的研究課，細說上個年代不為主流所記載下來的香港歷史。他一直在為香港進行歷史補白的工作。
「我哋要去問，點解呢啲嘢會被遺忘？」
把記憶與歷史保存及挖掘，他的想法是，要提供多些回憶的子彈。「既然有人想遮蔽，那你就去揭露，立此存照（笑）。香港好吊詭，這個城市的體質就是不斷去洗抹記憶。」這種吊詭之處，正正便是他以《無間道》作書寫中的香港特質，有人很努力地轉身，抹走自己過去的歷史，97是中間的分水嶺。
當年學生會莊員梁美芬，參與過學生會，也在89年在北京親證六四，並於當年寫下北京學生「為中國民主運動翻開了新的一頁」。在羅永生的記憶中，那時的梁美芬是個「好叻嘅人」，雖與學生會的關係不算太強，但他們也會間中踫面聊天︰「在她參選立法會之前，我們都仍然有見面，之後就沒有了。有次她說，要參與政治了，我都唔係好知佢搞乜。」
對於梁美芬的改變，他已經沒有太大感覺了。早在97之時，看着一個又一個當年的同路人，在新政權底下，很多都已經成為了既得利益者，羅永生說，當初會感到很諷刺，現在已經沒太大感覺︰「其實就是很無間道，很香港。成班人洗哂底，以前冷戰年代親國民黨的那些右派，現在就是最親共，你望下呢啲人，咁犀利嘅，以前真係共匪共匪咁樣叫。」回望自己走過的80年代，他說︰「成個80年代學生運動最失敗就係養咗一大堆呢啲當年參加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學生代表，當年你支持民主回歸，現在你成為了人大代表。」結果，回歸二十年仍然沒有民主，不斷延後的普選路線圖，依舊遙遙無期。
這是一座善忘的城市，而記憶從來都是政治性的。
梳理香港的歷史，也是在梳理個人成長經驗的歷史，除了以本名書寫，他還有另一個為人所熟悉的筆名「安徒」在奮筆疾書。他說，那是想以一種innocent的姿態去揭穿時局，就像寫出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的安徒生。在訪問中不絕於耳的笑聲，其實也最具童真。
後記︰最接近神的男人
未進大學以前，早聞過羅永生的大名，直到成為他的學生後，距離沒有拉近過，他不是那種會與學生打成一片的教授，總讓人有種冷酷之感。直至這次以訪問之名，卸下了學生與教授之間的關係，才能夠站近一點地，觀察這個被學生私下稱為「最接近神的男人」。
訪問當天，羅永生正忙着處理教學生涯中的最後一批試卷。
退休在即，談及未來的計劃時，他說，「我想休息一段時間先，這個是最首要。」現年59歲的他，頭髮雖已斑白，目光卻依然炯炯有神。
離開嶺南，離開文化研究系，不少學生表達出不捨之意。想起某屆寄語畢業生的影片中，他沒多說什麼，只道︰「慶幸生活在大時代，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山水有相逢」。語畢，報以腼腆一笑，形成一種反差萌。現在，他說已經改了，退休的寄語，成了莊子《大宗師》篇中的「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羅永生說︰「都幾反映到我現在的感覺」，卻不忘補上一句「江湖見」。
(部分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