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米蘭・昆德拉《笑忘書》
執上一代的半張老照片，聽關於戰爭的片言隻語，那些生死故事，輕描淡寫的敍述，似乎都因時日久遠，模糊不可信。擺蕩於記憶及遺忘之間，千方百計，追溯過去消散的尾巴。
「逃難」二字，聽在未經戰火洗禮的一代耳中，彷彿過去的煙雲，捉不透，摸不着。祖父輩游水來港的故事，只在親人間口耳相傳。老一輩臉上的道道皺紋，既深且長，銘刻那一代人的苦難。
苦難是第一代香港人生命的記認，照片遂成為他們生命的憑證。透過一瞬間的定格，我們觀看、詮釋他們的生活，企圖感受回憶與歷史的一角。
「這就是我爸爸，當時他四歲，即是1928年。」關了燈，鮮魚行學校幽暗的校長室內，甫翻開發黃的家族舊相簿，映入眼簾的便是一幀全家福，左右兩張祖父母端莊的肖像，保存完整，沒有崩邊缺角。中間配上手寫的說明，字體端正流麗，竟出自一個字也認不全、小學三年級學歷的人手中。
「那年代是不同的。」梁紀昌校長指着相中那個神情肅穆的小孩──他父親，娓娓道來，那些時代的必然，如何帶來生命的轉折。
看相片一家老幼裝束華貴，又上影樓拍照，合該是大富人家。梁校長祖父白手興家，於廣東台山經營蠔塘，風光一時。誰料，發財後恃勢凌人，終弄至對簿公堂。「當時我爸爸看着工人掘地，一埕埕白銀抬去打官司，豈知別人整條村團結起來，最終輸了官司，那當然得賠錢，現在叫『破產』。」他不禁慨嘆一口氣：「家道中落。」
生意不景，錢財散盡，祖母往澳門炮仗廠打工，一次大火燒死，屍骨無存，從此家中嚴禁燒炮仗。適逢日本侵華，三餐不繼，十五個子女有的賣到新加坡、東南亞一帶，夭折的夭折，逃亡的逃亡，自此流離失所。
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1937年開始打仗，我父親十三歲，就打日本仔，又打共產黨，全都是被拉伕的。」戰爭年代，硝煙漫天，被徵召入伍，原來是幸事。「普通平民百姓餓死，軍隊一定有飯開。」沒有受過正式訓練，心口掛個勇字就出戰，活下來算命大。國民黨戰敗，在大陸給打得七零八落。梁父在1949年逃難到香港，落戶紅磡山谷村。
梁紀昌校長憶述小時候住機利士路板間房，一羣人圍坐天井閒聊，經常聽父親講述如何英勇抗日、抗共產黨，機關槍掃射多少敵人，迫擊炮發炮的最佳角度。「現在經常想，真這麼厲害，早就打贏日本仔，點會打輸呢？」他戲謔地笑道，指父親所言不過是「吹牛」。隔着數十年的光景，忍不住還是要詰問到底。
問題是：眼前那三數張照片如何歷劫倖存？夾在襯裏，還是縫在鞋底？梁父又是如何逃難來港？
梁校長茫然，後來問八十七歲高齡的母親，也不知道。一如那個年代許多散佚的大小事，忘了問，就成了一個謎。
掀開下一頁，是另一張約二十人的家族照，人丁興旺。攝於1957年，當時兩歲多的梁校長，就站在父親身前。
照片的記憶比機關槍長
「這張家族照，是當年五姑媽從新加坡回香港的時候，將所有港澳還能找到的親戚召集起來拍的。」談起五姑母，梁校長一臉神往，近看女子一張鵝蛋臉，五官精緻，容貌姣好，命途亦因美麗而起落。
「她沒有唸過書，但她叻女。」當年廣州軍閥看上五姑母，要納為妾侍，梁祖父只好將她賣了。「那個年代沒辦法，說好聽是軍閥，難聽叫土豪，」梁校長一臉無奈，「她是寧死不從的。」後來，她兩次逃來香港，第一次被抓，第二次輾轉逃到新加坡，當上富豪五房中的二太太。五姑丈因日佔時期，接濟集中營內的英軍，英國重新管治後投桃報李，於是發財致富。
梁紀昌唸中一時，五姑媽召集家族往澳門關閘打齋，超渡家族中已逝的亡魂。開銷全由五姑媽包攬，港澳五、六十個親戚聚首一堂。「好大一場法事，如同盂蘭節一樣，燒觀音像等等，足足三日三夜。」相簿內一張五姑母夫妻合照，即使五姑母已屆天命之年，仍保養得宜，氣度不減。那時代的女子，嫁得好，就稱命好，五姑媽可算是佼佼者。
梁家十五兄弟姐妹，相中只有六個，其他九人，杳無音訊。三伯早逝，二伯、六伯因打仗喪命，男丁中竟只有排行第八的梁父活下來，倒是一眾姊妹命硬，挨得過戰爭。
七姑母去了越南打工，二戰時避過日本攻打，嫁入銀行之家，生活富足。直至越戰，西貢被越共滲透，街角隨時駁火，加上越幣貶值，生活陷入困境，家族籌錢接濟，又是經新加坡五姑媽寄物資過去。
戰亂之時，到處都是傳奇。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蘇，同為再嫁女子，五姑母靠意志掙脫樊籠，尋到好歸宿。也是造化弄人，家族的陷落未必成全了五姑母，她卻圓滿了家族的再聚。
再苦也苦不過死在戰場
梁父的際遇要坎坷許多。因學歷不高，為謀生餬口，他曾輾轉各行業，當酒樓廚房買手、抹車不止，又來回港澳打散工，甚至為勢所迫當苦力。當時貨船運送靠木箱，梁父就拆卸木箱，分為鐵釘，木皮則賣去木行循環再造。
有段時日，梁父在黃埔船塢當雜工。「我記得五點鐘，我媽就帶着我和弟弟，到船塢大閘等。每到六點鐘，就拉響號，接父親放工，很開心。」梁校長眉飛色舞。每次父親下班，都會帶回工廠的物資，尤其勞工番梘，用來洗手、洗澡，洗頭、衣服，堪稱萬用。一家人勤儉生活，一如五十年代香港人寫照。想起父親上班前一家人上茶樓，對父親點的排骨飯乾瞪眼的情景，他又朗聲大笑，那段貧困而艱苦的童年，他反倒以「好玩」形容。苦難都過去了，愈苦的記憶，回想便愈甘美。
相中的梁父，遺傳了家族的優良基因，青靚白淨。「我阿媽說我爸爸口花花，撩女仔，不知怎麼認識的。」梁母是順德人，戰後坐火車來港，煮得一手好菜，因此在香港打住家工，當馬姐。梁母補充，兩人是在廣華街交醬油時認識的，沒多久就拍拖。結婚時，只邀請了幾個朋友，沒有結婚照，也沒有註冊，一切從簡。
梁校長形容父親「社交能力強」，口才了得，交遊廣闊，豪氣干雲，可算是當年的義氣仔女。十元八元，眼也不眨就借給朋友；曾經有結拜兄弟單身，無法申請公屋，甚至借出梁太、梁校長和弟弟，讓他登記上樓。為別人放棄上樓機會，今日看來似乎不可思議。「當時沒有社會福利署，都靠大家，人情味很濃厚，沒有機心的，你幫下我，我幫下你，」他語氣透着懷念，「好似謝賢和胡楓那齣《難兄難弟》，不像現在功利。」
梁校長十三歲時，父親溘然而逝，長子為父，他挑起大樑。親情上雖有缺失，父親的為人處世，卻一直影響着他。曾有家長來鮮魚行學校求助，拎一張繳費單借錢，他二話不說答允，只要求家長當義工，不料對方一去沒回頭。同類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發生，他很少拒絕。「你說我大方也好，說我傻也可以。」他灑脫一哂，頗有乃父之風。
回看上兩輩家族史，他概括起來，也就是「因果循環」四字。梁校長曾回台山拜祭，記得爺爺下葬的墳頭如亂葬崗，如一堆泥，只有一塊石碑皮寫着爺爺姓名。於是，牢牢記得，與人為善，否則報應不爽。
過去的煙雲漸次散去，才發現，記憶如鐵軌一樣長，上一代走過的漫漫長軌，早鋪設了下一代人生的火車路線。乘着時代巨輪，無數個人的記憶，堆積成了歷史。第一代香港人的逃難史，由子女親眷口述而來，亦是第三身經驗。且讓我們，拼拼湊湊，取數幀照片，數十句話語，砌出半幅上一代的故事。
部分圖片由政府新聞處、受訪者提供
（刊於《明周》第2442期〈記憶追尋．我們的爸爸媽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