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年，警方發射超過一萬六千枚催淚彈，其中在11月12日中文大學二號橋衝突當天，警方單日發放1567枚催淚彈，數量之大，頻率之密，可說是史無前例。受到影響的不止前線示威者、記者、救護員、社工和警員，還包括許多民居、校園和整個香港自然生態。從六月至今，每一個香港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政府沒有提供相關化驗數據，民間難免出現各種憂慮、懷疑和揣測。四十人在內的化學工程專業相關人士，組成了「化學工程師團隊」，曾於中大衝突後五天，即11月17日，前往中大現場取樣化驗。結果顯示，事隔五天，在中大這個相對市區空曠通風的地方(包括警方曾施放催淚彈的二號橋、大學站和大埔道四柱附近範圍)，仍然有相信來自催淚彈的CS物質殘留，殘留份量仍足以刺激皮膚，引起致敏反應。
報告引申的問題，不僅在致敏殘留的份量，同時也在於揭示，面對大量催淚煙在各區密集施放時，準確取樣的困難，以及民間和政府都沒有足夠和能讓人釋除疑慮的有效監測和清除措施。
催淚之後 殘留物質仍可致敏
中文大學早前布了針對二噁英這種致癌物質的化驗報告，指出樣本中的二噁英含量只屬環境背景濃度，某程度釋除了部分人對催淚彈釋放過量二噁英的憂慮。不過，團隊這次探測的對象不是二噁英，而是CS。CS是一種催淚彈使用過後的殘留物質，可以致敏，學名為鄰–氯代苯亞甲基丙二腈（2-chlorobenzalmalononitrile，C10H5ClN2）。相對於二噁英有機會存在於自然環境之中，CS則是一種人工合成的化學物，因此，如果在現場取樣中找到CS成分，按合理推斷，那幾乎必然來自警方施放的催淚彈。
化學工程師團隊代表李浩基表示，雖然未有CS樣本作為比對，但是可以從化驗讀數推算結果。初步估算，泥土樣本驗到0.1 – 1mg/kg，二號橋樹葉樣本驗到1 -10 mg/kg。前者較低，後者較高，主要是因為兩者質量不同，不能直接比較。
根據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主任許樹昌醫生提供的資料，即使是0.1mg/kg 的CS化學物，已經足以刺激人體皮膚。換句話說，不論是泥土還是樹葉樣本內的CS殘留量，都足以導致人體出現致敏反應。
根據外國關於CS的研究，殘留的CS可以經由生物分解，或者經由光化學反應分解。美國國家學院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的一份文獻指出，CS的半衰期大約是110小時，前提是CS處於一個空曠的戶外環境，有日光照射，有風吹，有雨打。
催淚彈遺留在二號橋附近的山坡
市區CS殘留可能比中大嚴重
中大環境正好符合這個前提。「二號橋的位置相當靠海邊，東南西北都有風吹來，可以吹散CS。」中大生命科學院副教授兼環境科學課程主任陳竟明說。可是，他同時認為，外國的半衰期研究未必適用於香港所有情形。「因為香港現時的情況，是於同一個地方，同一段時間，施放很多催淚彈。」香港是一個高密度設計的城市，到處都是高樓大廈，通風沒有外國般理想。「美國一條街都比香港寛闊得多，CS在香港的半衰期，好可能會比外國的一般期限更長。」
正如化學工程師團隊更早時於九月公布的研究結果顯示，在警方密集發放催淚彈之後，CS殘留於街道物件上面可以長達21天，尤其是處於那些空氣不流通以及有遮蓋的地方。
現場取樣困難 後遺症疑幻疑真
中大二號橋的衝突維持了四天，期間，宿舍導師Henry曾於二號橋附近吃外賣飯盒，吃其他人煮的食物，亦曾透過體育館的水機飲水。那個星期，他每天都肚瀉好幾次。
肚瀉之後，Henry不敢在二號橋附近飲食。
Henry無法肯定，究竟自己是因為吸入空氣中的催淚煙而不適，還是因為環境物件的表面沾有CS殘留物，導致他在飲食的時候同時誤服CS。「學生當時感到身體不適，到底成因是什麼？到底警方為什麼要發放這麼多催淚彈？」這些問題，眼下似乎難有答案。
毒理學的金句：The Dose Makes the Poison。文獻通常都有列明使用CS的建議濃度，但是要準確監測現場催淚煙的濃度，難度極高。「最有效是在警方發放催淚彈之後，在現場人士身上立即進行抹片測試，或者攜帶一部環境空氣取樣器量度，否則難以進行科學鑑證。」
理論如此，現實是，警方何時何地發放多少枚催淚彈，民間研究人員難以未卜先知，到現場取樣時亦需要冒很大風險。「我會建議警方考慮進行化驗，畢竟，他們制服上都會沾上催淚煙。」陳竟明認真地說。
都說，催淚湮圍城，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
中大生命科學院副教授兼環境科學課程主任陳竟明
催淚煙密集發放後 社區清潔誰負責
中大校園以外，全港各區都出現「催淚重災區」。職工盟幹事杜振豪曾經向前線清潔工人了解工作情況，垃圾站的管工表示，他們依然採用酸性的漂白水洗地，而不是專家多次強調更有效去除催淚殘留物的鹼性清潔劑。
杜振豪自八月中已經向食環署索取清潔指引，直到十一月初，相關指引才送到外判清潔商手上。即使有了遲來的指引，政府及外判商都不曾向前線清潔工人提供針對清潔CS的培訓，所提供的裝備亦顯得簡陋粗疏。譬如清潔工人理應採用更好的口罩，至少是N95級別的，結果實際只能提供聊勝於無的藍色外科口罩。
路牌、欄杆、巴士站牌等其他物件，並不是食環署清潔工人的負責範圍。相關部門有否派其他人清潔，答案沒從得知。
整個清理程序既沒有統籌，也沒有系統，真正應了一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困窘。杜振豪表示，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的工作範圍，僅限於清理行人路上的垃圾，以及將垃圾搬到垃圾站，然而，除了行人路，街道上的其他物件，例如燈柱、路牌、欄杆和巴士站等等，理論上都有CS殘留。那麼，這些清潔工以外的「範圍」，結果應由誰去清潔？答案是：各由不同的「相關」部門清理。例如路政署負責欄杆，康文署負責花園，等等等等。問題是，這些「相關」部門真的會派人清理？
催淚彈「遍地開花」，銅鐵灣、灣仔和油尖旺等旺區，無法倖免。「單靠食環清潔工清潔，其實是沒有可能。」一來，清潔工的責任只是清理垃圾，二來，CS始終是化學物，理應由政府派專業人士清理。杜振豪直指，在處理催淚彈殘留物質問題上，政府要負上最大責任：「為什麼沒有人想處理的問題，就會推給食環署的外判工人硬食？」他指摘政府一直不肯公布催淚煙的成分，罔顧清潔工和市民健健康，「其實相當離譜」。
職工盟幹事杜振豪
政府有責任帶頭監測
關於監測和化驗，陳竟明表示，單靠民間力量未必足夠，市民亦難以釋慮。「問題是，大家從未試過要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化驗。」陳竟明建議，水務署其實可以主動化驗食水的二噁英含量，此外，環保亦應加強監測空氣中的二噁英濃度，因為目前全港只有兩個監測站，一個位於西營盤，一個位於荃灣，明顯不足以監測全港各區頻繁出現催淚煙圍城的情況。
「外國的二噁英濃度監測指數，一定是即時發放，每天更新數據。」陳竟明說，反觀香港，環保署延後一個多月才發放數據，曾因此引起公眾質疑有關當局蓄意隱瞞。
陳竟明認為，政府應該帶頭化驗催淚煙造成的影響。
研究化驗需要大量資源，才能得出公正結果，陳竟明認為政府屬下亦有化驗所，理應帶頭進行化驗。不過，他進一步指出，政府帶頭化驗亦牽涉程序公義的問題，外國政府要就相關情況化驗，都會用政府名義委託獨立的化驗所處理，甚至邀請公證行參與，確保化驗程序公正獨立，結果可以令公眾信服。
陳竟明認同目前社會出現恐慌難以避免，這是一個關乎「信任」的議題。「愈要隱瞞，愈會使人懷疑，所以我一直呼籲政府必須公佈相關數據。」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