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笑忘書》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名言點出人與權力的拉扯，在於記憶。但記憶從來都是選擇性的版圖。過去一段沉重的歷史傷痕成為記憶裏的空白。2015年，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下稱真促會）以此為題，出版了滿載歷史重量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恍似是個陌生的名詞，也許因為香港從未踏上過上世紀八十年代那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列車，當時，亞、非、拉、東歐的威權政體相繼倒台，接下來，近八十國紛紛轉型為新興的民主國家。在這樣的過程中，如何面對及處理過去獨裁所帶來的傷痕，為社會尋求彌合修補的空間，才能達至真正的和解，避免歷史悲劇重現，是「轉型正義」這一課的核心關懷。
具體來說，轉型正義的工作包括︰對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賠償、對加害者在法律及道德上的追究，以及還原歷史的真相。然而，這些工作從不輕易，也不一定全符合以上三個部分，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一書中，便曾有過以下的叙述︰「大多數新民主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因國內的政治情勢，不得不為了和平、民主鞏固及社會和解，而與正義原則妥協。」
於是，台灣也有了自身獨特的故事，在邁向轉型正義的過程的道路上，艱辛而吃力。
威權體制的暴力
「我們應該是台灣最窮的NGO（非政府組織）吧」，當問及過去民間推動轉型正義所遇到的最大難題時，中研院社會學研究員兼真促會的發起人之一吳乃德如此回答。這個最窮，或許不是唯一，卻是之一，源於資源上的匱乏。
在外國的經驗裏，類似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多由官方設立，例如南非、智利、德國……台灣也有一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負責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賠償及紀念活動，並設有國家紀念館。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雖是同一政權下出現的國家暴力，然兩者當中還是存有具體的差異。
二二八事件，指向1947年的血腥鎮壓。那時，國民政府剛接管台灣兩年，日本殖民所遺留下來的風俗仍然印刻在台灣本省人的生活痕迹中，與從大陸對岸過來的軍政人員難以磨合，形成緊張的官民關係，直到發生於2月27日因緝煙而引發的傷亡，而後台灣各地發生衝突，民眾反抗，遭到軍警鎮壓，那是一場政府對人民的屠殺。
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後敗走台灣，同年頒發《臺灣省戒嚴令》，台灣正式進入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白色恐怖時的各類政治案件，都是國民政府侵害人權的證據。
「戒嚴時候，那是一種系統性的迫害，甚至合乎體制。」吳乃德試圖指出台灣白色恐怖的獨特性。有別於拉丁美洲的威權政體，異議者隨時被消失而不留痕迹，反觀台灣，每一個政治案件都被記錄下來，檔案局保存了龐大的檔案。只是，面對海量的文件，如何整理及研究，是民間有心人所面對的最大難題。
為歷史立檔/h2>
按下門鈴，真促會執行長葉虹靈前來開門，那是真促會的辦公室，與三個NGO共同使用，這個民間機構，目前只有兼職員工。
「要追尋歷史真相，單是檔案便超過200萬頁。」葉虹靈娓娓道來資源不足的困境，她以德國的轉型正義經驗作對照︰「東西德統一後，就有超過3000人進行檔案整理的工作，直到現在，他們大概仍有1000人在從事研究的工作。」台灣在民主化以後，官方從未重視轉型正義這一塊，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於是，民間版本的真促會才會在2007年成立，依靠微薄的人力與對於真相正義的執着，撐到今天，等待多年，這個遲來的正義，才隱約地看到一絲曙光。
蔡英文在總統就職典禮上，提及將會帶領轉型正義的工作，先在總統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在三年內完成台灣的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依據調查報告進行後續的工作。
另一方面，自新一屆立法委員於2月1日就職後，由民進黨「全面執政」的立法院，也落力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及《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兩項草案的通過，並被視為「民進黨的重要施政目標」。根據立法院的文件顯示，《促轉條例》會在行政院設置獨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處理相關工作。
缺乏細緻的理解
一時之間，看似熱鬧，從總統府到立法院、行政院都如此關注轉型正義的議題。對於雙頭馬車的情況，吳乃德批評為史無前例︰「政府願意去正視及處理過去的歷史傷痕當然是好事，但從來沒有一個地方會出現兩個都屬於官方的委員會。」葉虹靈認為，日後的工作該如何展開，政府應想得更清楚一點。
這些年來，對於轉型正義，台灣社會有了足夠的關注，卻沒促成更為細緻的理解。
「過去這個議題沒有受到高度的重視，也只有非常零星的討論，更像是一種政治操作及象徵符號的鬥爭，卻沒有捉到核心。」葉說，在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二元對立中，存有更多複雜的細節。吳乃德再次強調，當時的迫害很有系統性︰「除了直指兩蔣是最高的決策者外，每一層級的人都說他們是按照指令辦事。」
誰是受害者
加害者與受害者身份之間的模糊性，致使處理轉型正義的工作需要更小心仔細，威權體制下的國民政府無疑是下達指令的主事者，但是，該如何避免各項標籤，認真地發掘研究當時的真相，是此刻重要的工作。
「在翻閱判決書及自白書時，發現有些受害者同時也是加害的角色，也許是受不了酷刑下的逼供及出賣，但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便是，怎樣去理解這些人呢？」這便是為什麼真相變得如此重要，由於民間缺乏公權力，很多時候只能訪談受害者，對於在加害體制中的人，往往難以接觸︰「他們不願意理睬我們，而我們也沒有權力，故此疏理及研究另一方的想法時，變得異常艱難。」
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曾經在以色列發表過著名的獲獎演說《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雞蛋與高牆之間的鮮明對比，最易觸動人心，因為無論雞蛋有多麼錯誤，他都會堅定地站在弱勢的一方。但是，村上春樹在演說的尾聲，其實作了一個精警的提醒︰「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