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屆人權新聞奬中文特寫組大獎」得獎報道
數數香港難民政策的發展史，每一個里程碑中，總少不了帝理邁（Mark Daly）的身影，2004年的Prabakar、08年的FB&Ors、2013年的C&Ors⋯⋯
用個案迫使政府回應
對於尋求聲請者而言，律師是唯一能幫助他們免於遣返的人。在機制上，有多重要？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曾指出，「統一審核機制」是為履行政府在《禁止酷刑公約》、《香港人權法案》、《入境條例》以及終審法院的上述裁決下的要求。
1999年Prabakar提出訴訟之前，香港政府一直沒有正式的難民政策，全部交給聯合國難民署。
「多年來，我們接收試驗個案，迫使政府作回應，雖然機制不盡完美，但經由司法覆核，以及法庭個案，我們只能消除非法的事，我們無法設計機制。」帝理邁說，如果他是政府，早就在2004年成立全面的審核機制。
曾協助斯諾登來港的人權律師Robert Tibbo協助難民多年，他說，眼下的統一審核機制，一點也不統一，反而「破碎」（fractured）及斷裂（split）。
政府去年宣布《人權法案》第二條將納入聲請適用理由，也包括所有絕對及不容剝奪的權利，當即有人提出質疑：「那『不得使充奴隸或奴工』呢？」
「統一審核機制是混雜的法制，集合了Enhanced Screening Mechanism，即舊體制裏處理酷刑聲請的機制；另加上新系統，處理《酷刑公約》第33條，以及ICCPR第7條，加上《人權法案》第3條。前者歸入境條例管，後者是行政系統，根本上是混起來，甚至所用的法律測試亦不一樣。」因此，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是根據《入境條例》37ZQ條例成立，為獨立法定組織；而只有以「迫害」為由，確立聲請的人，能沿聯合國難民署被安置到第三國。他說，政府從來無意就統一審核機制立法，才造成今日亂局。機制於2014年匆匆實施，大律師公會及律師公會發信指機制並無向法律界進行諮詢。
制度與人為的錯失
新機制也不是沒有好處。帝理邁就說，這機制比以往「程序上公平，來得透明」，對律師及聲請人而言，終於可以看到決策的文件，知道聲請被拒的理由，並設有獨立的上訴機制，這些是以往聯合國難民公署所沒有的。
可是，有個案等了兩年，仍然未收到審核面見通知。「等了兩年，只是等決定者安排面試。」律師通常早早準備好聲請人證據，決策的延宕，有時因為缺少翻譯，有時難以理解，結果浪費公帑。「他們常常怪責聲請者，怪責律師，怪責所有人，就是不怪責自己。」
Robert Tibbo批評入境處相關職員「缺乏教育，缺乏訓練，缺乏文化敏感度」。二人遇過的行政錯誤可不少：以僧伽羅語書寫的聲請人，入境處職員卻指因要找泰米爾語翻譯而延遲申請；有酷刑聲請委員會的審判員，拒絕什葉派穆斯林的申請，竟以為外語中的「男童軍」一字，等同恐怖分子，後來他展示牛津外語字典解釋；審核人員竟因聲請人說埃及位於非洲（而他自己不知道），懷疑聲請人說謊⋯⋯
「其實他們不是缺乏基本當地知識，只是文化鈍感太強。」Robert Tibbo記得，政府入境處曾派出高級職員到聲請人來源國，如斯里蘭卡、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就人權狀況，作詳細資料調查，律師曾多次希望取得入境處的相關報告，每次都被拒絕。
「令人氣餒的是，入境處職員及上訴審核員刻意挑出與來源國背景有關的事實，只是為了將案件塑造得對理據充足的聲請人不利。」他說。
「他們很容易因為小事，質疑那個人的可信性。然而有時會以正確方法，作出好的決定，就是拒絕聲請。那麼合乎情理的好決定，其實也可以是負面的。」帝理邁說。
審核人員在決策過程中，會否更容易傾向有罪推定（guilty before innocence）？
「有一定的惡意，但作為律師，看見政府談論聲請人的方式，除了尋找系統性偏見的蛛絲馬迹，又能做什麼？」帝理邁說。
入境處助理處長馮伯豪指，審核人員上任前會受訓15天，目前由來自英國及加拿大、同樣由普通法管豁的高級人員、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以及法律界人士負責訓練。審核人員在職時亦會參加定期訓練，內容包括最新案例、聯合國以往審核程序和《伊斯坦堡議定書》。英國法例則規定，審核人員同時須熟悉庇護及難民法律中有關應用標準，也提供批准及反對聲請的指引，不過，香港並未就此立法。
入境處羈留：刻意為之的惡
雖然人權律師走出來為難民或者聲請人發聲，但外界也有不少聲音，傾向認為「假難民」為罪惡之源，甚至有不少人混淆了非法入境者和免遣返聲請者。「現行機制下，往往需要有關人士簽證過期後，過期逗留，才可以按現行機制登記，並接受康復及人道援助，《酷刑公約》委員亦關注，機制中難民地位不獲承認。」Robert Tibbo說。
「過去兩年間，即使缺乏足夠理據，許多尋求庇護者亦遭到羈留。」Robert Tibbo說：「入境處有意設計一個環境，達至”constructive refoulement”（積極遣返）之目的。」意思是間接但有效地迫使難民回到有可能遇到迫害的國家。
Tibbo進一步指，政府把他們放在無法接觸充分法律代表的環境，是一刻意的行為，尤其在羈留設施中，常常有聲請人於法律援助申請通過之前，就遭入境處遣返。「入境處迫使當值律師前往CIC面見聲請人，費時失事，又設有時限，那做出來的證詞怎會好？亦有好多個案，在上訴時已經沒有律師，無聲無息便被遣返了。」
新機制未成立時，當事人說一句：「我無法回去，我生命有危險」，酷刑聲請就要啟動，現在提出免遣返聲請，需要透過書面提出（written significaiton），複雜得多。Robert Tibbo在一次又一次為個案人寫信申請後，仍然被認為寫得不精準，入境處回覆必須使用特定句式。「根本沒有Magic Word！早在2008年FB一案，就廢除使用了規定，這是違法。」他直接將案件提上高等法院，聲請人在15分鐘內獲釋。
人權律師首先為爭取被覊留人士獲釋而奔走，可是他們出來之後，津貼低微，生活艱難，而聲請人一旦工作，即屬違法，不少個案因此崩潰。Robert Tibbo曾接觸過一個當事人，他是來自索馬里的記者，因遭受政治迫害逃亡至港，但因為不堪承受在港的「難民」待遇，最終冒生命危險離開香港。數月前，他自己手上的50宗案件，突然被入境處全部同時啟動，他認為，當局似乎有意讓他無法在這麼短時間之內處理完那些案件。
在香港，即使聲請遭確立，也不代表終結。帝理邁最遺憾的一宗案件，就是2014年為4名確立聲請者爭取合法工作權利，結果終審法院裁定他們敗訴。「不讓他們工作，是非常殘忍的一件事，那等同於不承認他們的法律地位，而且讓他們一直無法照顧家人。」
系統封閉 缺乏有效監察
Robert Tibbo始終認為：「整個系統的問題，在於封閉，即closed justice。」
普通法院紀錄可供公眾翻查，但酷刑聲請的上訴法庭是封閉的，紀綠亦然。「這違反《人權法案》第10條，你沒有open justice，無論聲請者、記者、律師或非政府組織的人，通通看不到釋出的決定。不但不透明，更缺乏監察。」相較加拿大，有整個資料庫可供瀏覽，他說香港的做法，無法讓知識公開交流，490名當值律師只知道自己接的案子，間接也令整個專業停滯不前。
社會上不同界別人士都認為，有關機制必須全面檢討。保安局表示，希望加快審核程序75%。Robert Tibbo擔心，會只求快速處理累積個案，結果會將聲請人全部遣返。至於入境處轄下的當值律師的試驗計劃，亦遭大律師公會猛烈批評，認為那樣做會損害律師獨立性。
在香港出生的帝理邁在這行業多年，累積不少相關經驗，亦希望能公開有關資料。他指出，人權教育，阻礙重重。「不幸的是，香港人對較重大的人權個案，立場總是非常保守。」
難民政策的里程碑
2004年
Prabakar一案在終審法院聆訴，確認了香港政府有責任審核申請者資格，政府需要以「高度公平原則」作甄別程序。不少聲請人作司法覆核。
2006年
國際社會服務社成立（ISS）。入境處成立7人的評核小組員，研究酷刑公約的聲請。法院裁定，政府未有提供公帑聘用的律師，面試及決定聲請的非同一人、缺乏培訓。
2008年
政府中止審核工作一年，須重新作出審核。
2009年
政府推行新機制，向聲請人提供免費律師服務，亦設獨立委員會處理上訴。Ubamakar案中，裁定若有可能於遣返後遭「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不能遣返。
2012年
C&Ors對入境處一案，政府敗訴，終審法院命令政府必須「獨立裁定有關聲請是否有合理根據」，例如遭到迫害。
2013年
政府首次提出統一審核機制。
2014年
3月3日統一審核機制開始實施。法院否決獲確立聲請人的工作權利，只有數人可以在六個月合約期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