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珏熙（ 二十四歲）
2014年佔領運動 被控襲警罪名成立
判監二十八天
2017年9月11日，下午6時半的龍和道。李珏熙（Marco）站在添馬公園草地，看風雲色變。三年前，這裏一帶有超過一千人聚集。那情景他歷歷在目：聚集的人突然一陣騷動，警察開始衝入人羣，其中一個警察把警棍高舉，眼看正要打落一名示威者的頭部。根據李珏熙的憶述，他不及細想，隨手拋出膠樽，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拯救對方。
那天，2014年10月18日，他被警察拘捕。「有人拉我落地，有個打我膝蓋，有個跪在我心口，打了幾棍。有人用膝壓我個胸五六次，我不能夠呼吸。」混亂中一枝警棍指在他面前：「不要反抗！不要再動！」
他被控襲警，罪名成立。
上年，李珏熙剛出獄兩個月，記者跟他做過訪問。當天印象，他是一個因長髮在獄中被剃得特別短而包了頭巾的廿二歲男孩，每當說及在佔領運動和獄中經歷，語氣會情不自禁變得激動，逐字逐句都是很用力吐出來。「我不會賣慘情，沒作用的。」
壓迫來自監獄以外
義憤填膺，他無悔當日伸出援手。「我犯法，但沒犯罪。」他說，當時好像角色倒轉了，警察手執法律，但在行不義；而他的目的是救人，避免那名市民被警棍打爆頭。「警察拉我，因為他是有權勢的一方。」
Marco 的案件經歷了約一年半的司法程序。案件審訊期間，曾遭任職的補習社解僱。「最困擾的是，錢是其中一個，還有就是我怎樣找長工？我代入老闆處境，也是很難做。我又不知何時審，又拖得好後，前後上庭上了四五次。預審一日，正審兩日，判刑又一日，然後上訴拖了幾次。」
他於是一心要找散工，一次跑到一家 NGO 作照顧弱能人士的替工，中心主管滿意他的工作表現，主動讓他應徵長工。「我交代自己有官司在身，他們本來說可以，但想到可能有犯罪紀錄， 就說『不如等單官司過了先算』，此後也沒再找我做替工。」他說，雖然漫長的審訊，不是實際給予刑罰，但當中的壓力已經足以構成困擾。
最後，他被判監廿八天。
入到監獄，反而有點心無雜念，因為用了最大勇氣，站出來，參與社運，衝破了許多框架。「受司法打壓，有三種畏懼：一、受傷；二、失去短暫自由；三、有案底影響前途。但 我們要真正面對畏懼，才能打破畏懼，我正是害怕失去自由才站出來。
「懲教職員作出好多言語上侮辱，有人問我：『你來到會唔會有衝擊?』又叫我不要搞事。見我有些法哲學、信仰和社運書籍，又說：『看書也好，反省吓！』我說：『我坐嘅係政治監， 有咩嘢反省？』」
他說把法律規則看成「權力遊戲」，把入獄就看成好像玩棋盤被罰停兩圈，再盡量在限制下取得自由，他開始思考，如何可以做更多應做的事，而減低要付出的代價。
李珏熙本來是一位音樂人，創作於他，本是生活不能或缺的本能需要。他說，音樂是感性的，政治是理性的，但這兩年，他一次又一次選擇了後者。被捕後，他加入政黨推動公投制憲、參與助選。出獄後，更參選上一屆的新界東立法會直選。「感覺是有點拉扯，要完全理性去做行動組織，接觸不同的人。但若細想，當一羣人在抗爭，你沒可能在另一邊彈結他玩音樂，這是不道德的。政治境況如此，若不站出來，活着只是苟且殘存。」
兩年沉澱 語氣變得平靜
他不小覷自己能力，出獄之後的一年多，一往無前，不過，最近他退出政圈了。
這次，他重述兩年間的經歷看法，語調變得平淡了。
「當初佔領，好希望政府能讓步，有真普選，香港有民主制度，發揮權力制衡作用，所以覺得不能退縮。前線抗爭者願冒生命危險向政府施壓，預計議員能藉此迫使政府讓步，但是，現在只看到議員跟前線抗爭者割裂，把我們看成為製造騷亂的分子，本來半民主的議會，徹底淪為政治花瓶，政府可以任意DQ。」
他曾與一位外國朋友談及自身經歷，對方贈了一句來自《The Final Inspection》的詩句給他：you’ve done your time in hell。詩的內容講述一名軍人死後在天堂門口與上帝的對話：「軍人問：我雙手有鮮血，但我在戰場無退縮，不為私利戰鬥，能上天堂嗎？上帝說：你在地獄的時間已經完結。
「外國人會懂得戰士為何鬥爭。不是每個人也負得起抗爭重擔，但最少不要跟他們割裂。」他說，看着政治能量在倒退，選舉出現程序公義問題，很無奈。亦有見自己的政黨主張的制憲運動已不能翻身，他決定「撤退」。「現在香港像個在走最後一程的老人，我還是先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工作，再重整旗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