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個父親節，你將怎麼度過？
「我會和我父親在外吃飯。別的應該也沒啥。」他道來淡然平常。
曾經有兩年半，在獄中的王清營一直惦念着年邁父親，更生怕父子從此無緣相見。上年11月，他刑滿出獄，拿到身份證，隨即就由廣州跑到老家河南，「要見阿伯（爸爸）！」更請求父親隨他到廣州共叙天倫。
王清營是廣州「唐袁王三君子」（另兩人是維權律師唐荊陵及異見人士袁新亭）的其中一員，曾發起「公民不合作運動」，組織「六四追思會」，簽署劉曉波發起的《零八憲章》，透過讀書會和爬山等「非暴力方式」推動自由民主。2013年，他因用自己名字替唐荊陵和袁新亭租屋，用以擺放民主運動的宣傳品，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
一個敢於挑戰政權的人，在自己的父親面前卻是一個羞怯的孩子，即使他活到了三十五歲。這一次出獄，王清營感到戰戰兢兢，不知如何把事情一一交代。回到老家，他的父親甫見他，便把他罵個狗血淋頭：「你再進去（監獄），你能不能活着出來？」
父親起初不願到廣州，後來大概是看在媳婦的情面，答應了。王清營的妻子曾潔珊是個九十後，自丈夫被關進看守所後，獨力帶着半歲大的孩子。她還向孩子打誑說，爸爸離家去了賺錢。「結果我回來錢沒賺到。」王清營苦笑道。
王清營曾兩次到港，都是來看心理醫生，診治坐牢給他造成的驚恐症。記者月前跟他見面，溫文謙厚的他，談獄中生活，談維權心志，談自己的父親和兒子，這全都跟他的人生有莫大關聯。他，一生都在努力當好人，當好兒子，現在也要試着要當個好父親。
獄中身心俱受虐待
然而，隨出獄以後，他對整個社會、生活環境以至家庭關係，都感到難以適應。「完全陌生，很不習慣。」他在獄中曾被扣上釘鐐銬，又被獄霸毆打，身體已大不如前，先後暈倒四次，出現體毛變黃、腳趾變形、腳掌時常流血等嚴重症狀。根據他的憶述，最嚴重一次，他被人連續八天鎖在地上，雙手被綁，不能動彈，每天只喝一口水，只吃一口飯，拉屎都得拉在褲子裏。後來放了鎖，「走路也走不動，蹲不下來」，要三個月後才能再次走路。
在看守所的時候，警察要他認罪，寫悔過書，他不寫。結果，折磨不斷，每分每秒，他都遭受營教和辱罵，「警察要我蹲下，但尊嚴問題，我不蹲，內心很憤怒。後來我屈服，寫下悔過書，但沒有認罪。」他說，在牢獄中，他開始發噩夢，經常冒汗。出獄後，仍是噩夢連連，只要聽見窗外輕微的樹葉聲，都會嚇得要抱着自己的頭，無時無刻都感到懼怕，不敢一個人出門，覺得四周的人都可能要來陷害他。
訪問當日，他總向經過他附近的人瞄一瞄，「因我潛意識很害怕警察要捉我。」拍攝時，他站在一個空地中央，覺得不安，請記者站在他背後才安心一點。至今天，他的情緒慢慢平復過來。「心理輔導幫不了很多，我需要的是時間。」然而，他目前最迫切的是找一份賺錢的工作。他把父親帶到廣州，目的也是要老人家享個清福。然而某天，他看到大熱天，父親一個人躲在街角納涼，只因不想在家開冷氣，要為兒子省電費。
王清營感到愧對父親。他說，農民出身的父親，一生捱盡苦頭，湊大五個孩子。沒有父親，他不會努力讀書，升上大學攻讀經濟，又當上研究生，之後謀得大學教職。
公民不合作運動
「我是過目不忘的人，參加奧數比賽亦屢獲冠軍，農村學校只有中二學歷的教師，後來也不懂教我更深的數學。」他說，他本來以為農民生活最苦，沒料很多人包括當官的人，也活在沒有人權保障的恐懼之中。他高中二年級，無意中在一間舊書店發現一些「反動」書籍，例如高華寫關於延安整風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讀着開始明白，政權一直在說謊。「那些舊書，書皮也破掉，但還可以讀。我也看到
有些批評劉曉波的書，後面附上劉曉波的原文，我讀着，反而覺得共產黨沒道理，劉曉波說的才對。」
了解真相，讓他內心感到痛苦。他開始立志，要把農民解放出來，認為改變社會，就得建立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的制度。2008年，他成為《零八憲章》的簽署人，為此他被校方開除。後來，他轉當地產項目經理，「沒有為失去教職感到太可惜，這份工作也算滿意。」
他想過當作家，但無論出版書籍或在網絡貼文，都會遭禁或刪帖，覺得影響力有限。後來他讀《聖經》，並從教會生活中，體會到兄弟姐妹的守望相助，是基於愛。「我們愛國家，愛自己的土地和人，也是如出一轍。」他認為，人好像一粒原子，力量有限，需要定時定點見面，去凝聚力量。於是他發起「公民不合作運動」，舉行讀書會；又穿上印有「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衣服，每周去攀登白雲山，以非暴力的方式推動民主。
揮之不去的孤獨感
王清營謙稱，相比唐荊陵和袁新亭兩位同行者，他所付出的實在微不足道。入獄，讓他擁有唯一的快樂，就是可以讀書。他在獄中讀了很多書，大概寫下三、四十本讀書筆記。有一次，中國大陸工運領袖曾飛洋剛出獄，跟他聊起天，說在獄中看到他批註過的《言論的邊界》和《曼德拉傳》。「坐牢讓我感到回到中學時代，拚命地讀書。陳獨秀曾說，青年只應該呆在兩個地方，就是監獄和研究室。批註的書只能帶三本出獄，我帶出了一本《聖經》，一本字典，一本《自控力》（美國心理學家KellyMcGoniga教授作品）。」
他的妻子曾潔珊，是個女權分子，她支持丈夫的維權工作，丈夫坐牢時，她就當收銀員支撐一家生計。在獄中，王清營不允許與外界通訊，到差不多出獄前的一個月，才能跟妻子見面。「那兩年半，我天天想見她，那次十分鐘的會面，警察在旁監視，我說不出話來，只是跟她一直在哭。」
他本想好了很多事情，要待出獄後跟妻子傾吐。但出獄回家了，頓時又不知跟妻子說什麼。「妻子是見到了，卻像一個生疏的人，她為何笑或哭，我竟不理解。我離開時，家中還未添置沙發和椅子，回來了，看見家中佈置，怎麼不像是我家？」他感到恐懼，甚至走在街上和路人擦肩而過，只感他們是一些影子。他感覺自己活在孤島中，甚至想返回獄中。
兒子第一次相認
他的兒子，同樣對王清營感到陌生。出獄後回家，兒子就在廳中，妻子對兒子說：「這是爸爸，喊爸爸。」可是兒子反應不來，一聲不響。不久，兒子跑到街上玩，忽然向朋友們說：「看，這是我爸爸！」第二天，王清營送兒子上學，到了校門口，兒子拉着他，怯生生的走到操場的同學面前，大聲向其他同學宣布：「這是
我爸爸！」
那刻，王清營流下眼淚。
「六個月了，我和兒子還在培養感情中。」他接受訪問時說。
目前，他仍在積極尋找工作。「近來面試了四家公司，沒想到他們都知道我的事。他們都很有興致問我在牢裏的事，但不提工作的事。當然，之後，就沒有消息了。」他忽然覺得，自己很像魯迅筆下四處奔波、不討人歡心的祥林嫂。獄中生活，「我已經說了幾十遍，說到想吐了」。
爸爸的「三頭六臂論」
家中父親，嚴厲勸戒他不要再作走上維權之路。他引述爸爸說：「你有三頭六臂？中國十幾億人，就你一個有本事？你看看這個三歲小孩，你再進去，小孩怎麼辦？當個農民工，平平安安過一輩子也比你現在強！」
王清營沒有辦法說服父親，他只感到父親的每句話，都是當頭棒喝，也像刀子砍到他心上。他說，雖然父親是文盲，但他見過日本人，見過國民黨，經歷過大躍進、六十年代大饑荒、文革，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其實父親什麼也知道，亦不比他這個知識分子知得少。
「我也不願意坐牢，很恐怖，但如果沒人做，這世界便沒人做，沒人願意幫助別人。」他說：「父親只是怕。他也教過我要當好人。」
王清營說，他仍視自由民主為一生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