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用量的統計數據，原來是非公開的。
記者向醫管局查詢公立醫院用於抗生素的統計數據，當局表示未能提供有關資料，而翻查當局在立法會回覆議員提問的資料如下：
根據醫管局中央藥劑部的資料，公立醫院在2003年至2004年度用於抗生素的開支約為1億8600萬元，佔藥物總開支的9.8％。其他數據顯示，公立醫院各科使用的抗生素的用量都有所增加。2011年每千劑藥中，就有38.47劑為抗生素，較2008年的35.91劑有所增加。
此外，記者向衞生署查詢署方向藥廠收集部分抗生素銷售數據的資料，惟署方回覆有關銷售數據不反映準確的抗生素使用量，亦不包括所有抗生素，故僅作內部參考。
社區藥房也是重災區
事實上，衞生署曾在一次醫療界開會曾披露向藥廠取得的2014年抗生素用量數據，據報，當中常用於消炎殺菌的抗生素「四環素」，私家診所的用藥量是公立醫院的25倍，私家醫院用藥量是公院2倍，社區藥房則是公院9倍；另一款專治上呼吸道細菌感染的「大環內酯類」，2014年公立醫院用了約23萬劑，私家診所用藥量也是其25倍，社區藥房用藥量是公院5倍。
而接獲傳媒查詢時，衞生署發言人只確認曾向藥廠收集部分抗生素銷售數據，同樣強調數據不代表準確用量，亦未包括所有抗生素。
按醫管局回覆，現有臨牀指引供醫療人員恰當地處方抗生素。自2005年起，醫管局制定了「抗生素導向計劃」以監測醫生使用抗生素，對於被視為儲備抗生素或「最後一線藥物」（粘桿菌素、替加環素、利奈唑胺、達托黴素、頭孢洛林酯），處方會經傳染病科醫生或臨牀微生物學醫生審視及核准。另外，每一位接受抗生素的病人都會收到一份正確使用抗生素的提示卡。
用機制減少使用「重炮」
公立醫院醫生張臻善表示，「大部分需要開抗生素的病都有指引，開什麼藥、什麼劑量，開幾多日。以我在急症室的部門為例，由於大部分病症都只有一個初步診斷（provisional diagnosis），一般情況下我們均是處方「以經驗性療法」（empirical antibiotics）。
「港大微生物學系有相關好updated的指引，通常說亂開的是傷風感冒隨便開抗生素，就我的觀察，公院大部分醫生着力把關，好多時都不會因為病人要求就隨便處方。但抗藥性很難避免，例如人口老化，好多住老人院的老人經常進出醫院，發燒等症狀就會開抗生素，好多出院一兩日又再返入院，再發燒，基本上對上一次開的抗生素根本療程未完，又會繼續用，或轉更高階的藥物，一般的指引未必能完全覆蓋所有臨牀實況，是很難可以避免抗藥性細菌的衍生。而老人院和公院病人太多，無辦法完全根據感染控制措施去預防交叉感染，情況在可見的將來都不會改變，單看政府的醫療撥款和政策便可得知。」
香港藥學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成員蘇曜華表示，公院會以電腦系統稽核醫生處方「重炮」抗生素時是否依循既定指引。「我們在藥劑部出藥，會翻查過去24小時醫生的處方資料。若發現有哪個病人的新開藥開「重炮」的話，會向主診醫生查問是否亂開，接着高級主診醫生亦會到病房查看是否需要更換較低階藥物。目的是令重炮不過早使用。因細菌好醒，讓它常常看見重炮武器，它就會學識對抗你，甚至懂得基因傳授抗藥伎倆，到時重炮不再重炮。」
私家醫生如何監管
蘇曜華續說，「但去到私家醫生的層面，高永文也搞唔掂。」他指，特別在私院掛單的私家醫生經常處方高階的抗生素，私院管理層也未能作出監管，「出面的私家醫生可以好惡，他出名，不會理會處方的建議。所以現在好多私院的策略，是減少掛單局面。如養和醫院會高薪聘請自己醫生，好讓私家醫生不敢來掛單，於是也較能維持醫院本身的政策系統。」
他認為，政府監管私家醫生，暫時有一定難度。「如早年政府推行E電通，希望讓公私醫院可以透過電腦系統互通病人資料，不過，私家醫生是個封閉的利益集團，都不願將資料提供，有的更說診所沒有電腦。」
他續說，現時全港配藥最多的是在醫管局藥房及私家診所，但是衞生署巡查監察的，卻是幾乎沒有處方可配的社區藥房。政府像認為醫生不會配錯藥。如沒有舉報及事故，衞生署不會主動巡查私家診所，法例是「重醫輕藥」。「除非醫委會實行新的臨牀指引，有一個團隊去翻查私家醫生的處方紀錄，並設有法定權限可監管業界。」
記者向醫委會查詢有關接獲醫生處方抗生素的投訴及詳情，回覆是「由於醫委會秘書處沒有把投訴個案作有關分類和統計，故未能提供有關資料。」根據《抗生素條例》，在本港購買抗生素必須出示醫生處方，並前往有註冊藥劑師監督的藥房購買，而衞生署向記者表示，在2012至2016年間，對本港註冊藥房進行共6,060次巡查，並處理15宗註冊藥房非法銷售《抗生素條例》（第137章）規管的抗生素而被定罪的個案。
「據說衞生署對藥房開始『抄家』，即在巡查時要藥房提供所有藥單，清楚知道出貨入貨數據。藥房於是轉向私家醫生取貨，價錢更平，亦只需要『白單』，不必留下任何紀錄。可是，事實上，售賣藥物必須申請批發牌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