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規劃師杜立基的工作枱前，有一列書櫃，書櫃的當眼處，擺放了一張規劃師學會在二〇〇五年頒發的銀獎獎狀，表揚他作為專家顧問、與利東街居民就街道重建所設計的民間規劃方案。
雖然俗稱「啞鈴方案」的利東街民間規劃方案水平獲得業界肯定，卻未能開花結果。提交到城市規劃委員會，卻遭狠狠否決，連番上訴仍然維持原判。事隔多年，利東街已按着市區重建局的藍圖，發展成如今的仕紳化商場住宅地段。
「不看背後的權力關係或演變過程，今日見這個product會覺得：OK吖，」杜立基說，「但如果你再看這裏之前是怎樣的、轉變過程及其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安和問題就出來了。」
創新的重建規劃角度
昔日投入利東街民間規劃運動的「H15關注組」成員葉美容記得，「杜生真係陪住H15，一路走過整個過程。」
其實，早在土地發展公司（市建局前身）一九九七年首次公布利東街將會重建後，在大學兼教的杜立基，已帶學生到訪利東街做專題研究，並因此認識到個別街坊和一直跟進當區情況的社工。所以當市建局〇三年真正啟動利東街重建項目，他自然成了街坊們的專業人士求助對象之一。剛好，他那時是自由身的規劃師，因此毫不介意擔任「H15關注組」的規劃顧問。
作為顧問，杜立基最先想了解的，是街坊對市建局和重建項目有什麼期望。他發現，賠償金額當然是他們最在意的事，可是，「銀碼大小的意義，是他們能否回去住，細路仔能否在那裏繼續返學等實質生活上的問題。」他續道，「再背後，抽象點的是，他們有種pride：我住灣仔！」
因為對於灣仔和利東街有身份認同，街坊才會想重建後回遷原區。專業人士和街坊於是致力構思一個能夠保存社區網絡和街道文化、讓居民得以原區安置的規劃方案。「所謂啞鈴方案，就是這樣演化而成。」杜立基回想，「將個時鐘撥回十多年前，這是一個新的角度。」
在聯同上百個街坊制訂發展方案的過程中，杜立基一方面，他要以大眾的語言，向街坊講解城市規劃的步驟和法規；也要以專業的語言，代辦申請程序，向官方傳達他們的心聲。「本來城市規劃師就應有能力與受眾溝通得到。」
（了解利東街的歷史：從”Street”到”Avenue” 利東街的前世今生）
反思重建手法
然而，當居民將方案提交到城規會，或憑此與市建局協商，卻像對牛彈琴。官方總是訴諸一些「技術問題」否定方案的可行性。就如，「原區安置」計劃會因部分業主已出售業權而難以實現；拒絕開「樓換樓，舖換舖」的先例，以避免往後未必有同樣空間條件的重建項目，會有受影響者提出同樣訴求。
實際上，杜立基和參與者也沒奢望過「啞鈴方案」能夠實現，起初制訂及向城規會提交方案，只是想藉着城規程序，掀起公眾討論，吸引外界聽利東街居民的訴求，因此才會不斷覆核上訴，延續社會對本土文化保育、城市規劃民主化等利東街相關議題的關注。
「他們講的題目，以前甚少人講，沒有人知他們想什麼。」民間規劃運動那幾年，確有使到不同界別、階層的香港人都聽到他們的故事，連帶往時被忽略的問題也一併浮面，得到檢討反思，特別是社區重建手法。
一直以來，政府的重建模式，都是先以公權力收地，再找發展商投標做清拆建設工作。杜立基指出，「這好明顯將城市發展裏最有力量的兩個Party結合，然後壓下去，所有受眾便要就範。」而利東街的民間規劃運動，則是在質疑此傳統模式：受眾是否非就範不可？面對着官商兩大勢力的結連，「民眾就散收收，沒有資源，有時就要靠組織民眾團體，找alliance，以抗衡上述兩種（勢力）。」
理論上的城市設計教科書
透過結連組織，利東街的街坊曾與市建局和發展商進行過一些周旋角力，但最終還是不敵強權。官商聯合決定的規劃方向，主宰着利東街重建項目的發展，也終促成了該區的仕紳化現象。
杜立基講解，仕紳化一詞源於紐約倫敦等西方大城市，本來是指尤其文化藝術界的民間人士在窮舊街區的經濟活動，怎樣下而上改變街區氣氛，吸引地產商和中產階級進駐，繼而迫使原先區民搬走。然而，利東街的仕紳化，是上而下的規劃造成的。
今天的「利東街」走高檔路線，步行商店街寬敞乾淨，街道上設置長凳供遊人休息，其中更有一個空曠的休憩廣場，有小路接連兩邊街巷，也有地下街通往地鐵站。「如果有個學生，學城市設計，你帶他來這裏，解釋什麼為之好。你看着這個，真的可能是將教科書裏的東西全部示範出來。」杜立基假設性地說，單從城市設計理論的角度看，新「利東街」公共商業元素俱備，是跟足設計原則的好例子。更何況，灣仔是全港最富有的一區，也許不少居民能在會所裏滿足到自己的消費需求。
但一旦記起這裏由街變成商場的轉變過程，背後權力關係的不平衡，就會大大扣分。本來的利東街「喜帖街」大名鼎鼎，是全港辦婚嫁喜帖必到之地，充滿地區特色，「而你市區重建局這樣大石砸死蟹，完全唔理下面的受眾，趕走晒後，天外來客式擺一嚿嘢落去。不論你嚿嘢好定壞，啲人都係負面的。」
不過事過境遷，杜立基也曾思疑當年民間方案是否完全沒有動搖到官方，「當初如果不是有這個討論，它會否變成一個室內大商場呢？譬如像朗豪坊，也是食了『雀仔街』（康樂街），將條街變成了一個大室內商場，和出面沒有互動。」
利東街的仕紳化面貌
城市發展的困局
利東街的仕紳化案例，使人們從此對任何社區轉變的苗頭都又畏又懼。但杜立基提醒，社區不是死的，各有自己的生命。
「有生命就會有演化，因不同的因素演化。其實喜帖業亦不是Day1就有，利東街那麼多年，中間一段時間出現喜帖業，它都是因為不同的因素不斷演化。」重要的是，拿着城市發展權力的人需要有自覺性。「要自覺力量的不對等，當你動用那麼大的能力，法例賦予你的權力，市場的能力，大權在手就要有自覺，會對受眾造成什麼影響。」
他提起藍屋。藍屋二〇一三年活化後，也有人憂慮會造成周邊一帶的仕紳化，但因為有意識走平民低調路線，避免引來資本聚集，所以街區可能有一兩間新舖，但整體變化似乎並不急劇。
然而，藍屋只是個別特例。「我們現在這個城市，政治權力與市場力量的結合，大力影響操控城市發展和市民的民生，這個基本格局，在我看來，是很難根本性去改變的。」杜立基悲觀預計，以後這種現象只會更一面倒，因為香港的困局是沒有民主制度。在外國，他們即使面臨仕紳化，民間與之抗衡時背後也可向民選議員市長呈請。「現在我們不用多想了，他們不來搞破壞已經算好。」
民間如何在民主的缺席情況，找到爭取的空間，對於從事城市規劃近三十年的杜立基，還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但沒辦法，你都要照做，沒理由放軟手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