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體力勞動者雖然每天付出大量的勞力、精神和時間，但還是改變不了捉襟見肘的貧困生活。
職工盟今年3月進行的調查發現，六成受訪者薪金加幅跑輸通脹。來自保安、清潔、物流、飲食、運輸、零售、建築及個人服務等行業，實質工資不增反減。
洗完廁所撿紙皮
德叔(化名)看管的廁所位於天橋下，車來車往，塵起塵落。中秋節那天早晨七點，他準時到位，沖水、拖地、換紙、 換洗手液……五個便槽塞住了四個，尿缸被大量紙巾堵住。
沒人如廁時，他便寒着背坐在廁所外的摺凳上，望着馬路。汽車駛過時揚起一陣陣塵土，他時不時瞇起眼睛。白天太陽直射到牆上，熱烘烘的。即使閒着，他也不能看看書打發時間，因為監工不允許。 每當有兩、三個人如廁完畢，他就要立即進去清潔。
六十九歲的德叔雖然寡言，但十分和善，總是有笑容。前一天，洗手液太稠了，他想方便大家擠按出來，加了點水。怎料被人破口大罵，說洗手液太稀了，「要投訴。」
「我試過掃街，很曬的，人老了，無力了，還是洗廁所好。年輕人往高處，年老沒人要。」他十年前來港照顧父親，原本與老伴住在無窗戶的密封閣樓裏，「腰都伸不直，坐在牀上用紙皮箱當飯桌。」兩年前才終於上了公屋。他七年前開始清潔廁所， 一天工作九小時，一個月工作二十六天， 無論時薪廿二元還是廿八元，任勞任怨。
下午五點，德叔下班了，將拖把洗乾淨，與夜更交接後，快步走過馬路。他吃力地推動路邊一輛木頭車，將廢紙、瓶罐推往回收舖。這是街坊收集的，他每次賣完都會平分給人家。
這一車鐵皮盒、可樂罐、廢紙加起來，總共賣了二十四元。
德叔騎着單車來到一個街市，開始第二輪勞作。他的妻子從清晨就守在這裏撿紙皮了，等他下班後過來幫手。想拿走紙皮嗎？還要幫攤檔清走垃圾。肉檔的紙箱總是血淋淋的，德叔偶爾能撿到一兩塊肉。 這天，他將牛肺撿起來，準備帶回家去。
他又逐個攤檔問有沒有紙皮，半小時下來，收集了一車，只賣了四元。德叔從口袋裏掏出十元，去肉檔切塊豬肉，問他是不是中秋節加菜?他笑起來，眼睛彎彎的，像月牙。
天色暗下來，德叔先回家做飯了。近七十歲的老伴仍留在街市門口守候，等待所有攤檔收工，多撿幾塊紙皮……
人人都可以使喚她
清晨七點，阿芳(化名)推着垃圾車的身影出現在大街上。她將沿街的垃圾桶蓋一一揭開，用力提起那沉甸甸的黑色垃圾袋，綁好、封口，放到推車上，然後她彎腰九十度將新的垃圾袋套入桶內。一個小時後，她的手推車被十多袋垃圾覆蓋， 幾乎推不動了，便返回垃圾房。
記者跟上前，一陣陣嗆鼻的酸臭讓人反胃，不得不屏住呼吸。但阿芳看來早已對此習以為常。倒完垃圾，她開始掃街上的垃圾。
五十七歲的阿芳掃街七年，長期暴曬讓黝黑的臉上長滿了斑，粗重活讓她關節受損，經常全身痠痛。丈夫長期患病在家，養家的擔子落在她身上。她的「幕後」老闆是政府食環署，外判公司給了她最低工資廿八元，剛剛夠餬口。
她左手拿鏟，右手拿竹掃把，唰唰聲地掃走了落葉、紙屑、各種食物包裝袋……
偶爾見到一個紙皮箱，喜出望外，微薄地幫補一下。
沒想到香港竟有如此多的「垃圾蟲！」
阿芳沿街一路掃過去，沿途還清走店舖門口的整袋垃圾。她說，做清潔讓人看不起，連小販都會欺負她們。有次，一家雜貨店門口擺放出一堆傢俬廢料，店老闆使喚阿芳清走。阿芳表明這不是她的職責， 對方竟然叉腰指着阿芳的鼻子大罵：「你不是掃街的嗎？你掃啊！掃啊！」
在垃圾桶旁，一個年輕小伙子站着抽煙，阿芳小心翼翼地走過去，試圖掃走依然冒着煙的一地煙頭。小伙子旁若無人，還對着阿芳吞雲吐霧。阿芳只好掃別的地方，等他走遠了再回頭掃……一個上午，同一個垃圾桶，阿芳倒了三次垃圾；同一條街，掃了兩次。偶爾見她撿起幾個瓶罐留着。
中午12:30，風塵僕僕的阿芳終於可以吃個午餐。她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十九元單拼碟頭飯，兩尾小小的魚，幾根青菜， 她舀了滿滿的一碗湯渣，一碗白飯。飯後， 她焦慮地說，很害怕「大家姐」見到會罵。 我們只好提早結束訪問。
在職貧窮
在清潔工這一行，外判的情況十分普遍，特區政府更是判上判的帶頭人──阿芳和德叔都是政府外判公司的清潔工。
「只要有工開，一般工人都不會想太多關於自己的權益。」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組織幹事李大成留意到，在勞動市場裏，議價能力最低的是保安和清潔工，很多都是毫無勞工福利的短合約或散工，數字更有上升趨勢。
「在職貧窮問題讓人擔憂。」最近該聯盟的一項調查顯示， 在108萬貧窮住戶人口之中，有51.2%來自就業住戶。接近一成的在職人士收入和綜援戶差不多，保守估計有十萬人。
散工、兼職經常開不足工，收入遠低於最低工資，生活開支不堪重負。他建議當局推出短期失業救濟金，幫助他們度過短暫失業的空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