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在執政黨多數優勢下,不顧各方洶湧的反對聲,於1月10日全部通過。有關反對修改勞基法的抗爭運動在各地已經持續一個多月,民眾早前亦有佔領街頭等其他行動。筆者在1月8日下午開始到達台北,見證立法院外的集會、記錄有人以臥軌,即是以躺在路軌上阻礙鐵路交通的方式,為求煞停政府的「過勞列車」。
有領袖 但沒有大台
當晚,筆者和一位剛畢業、參與社運半年的年輕人在立法院外一個帳棚裏訪談。不久外面傳來要「臥軌」的呼聲,他立刻拿起背包便跑出去。
這次行動由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發起,雖說工會幹事或領袖們氣勢如虹,響應的人還是不多,估計不到100人,只有當值警察一半的人數。頃刻,我的判斷是行動失敗的成數很高,在如此警力下根本不能有所作為。然而,就如大家所見,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的成員突破先跳下路軌,堅持不離開直至警方將他們拖走,而十五個臥軌的人中只有一名不是工會成員。臥軌是一個門檻很高的行動,台灣有史以只有三次臥軌行動,而這次是民進黨上台以來第一次臥軌,算得上是一個小小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的社會迴響。他們的決心讓人刮目相看,在場的人無疑會被畫面撼動。
反觀香港,遊行示威的人數在不少人的心中仍然是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反政治檢控遊行、DQ議員的集會,還是號稱要包圍立法會的議事規則集會,發起的政黨都無意將運動升級,喊喊口號便「散band」。不同的顧慮與過往的遊行集會經驗令不少政治人物無法突破,更欠缺對街頭運動的新想像,遑論要他們做牽頭做一場「真點抗爭」。
要評價一場運動的影響力或價值,或許不需要再有50萬人上街,單單十多個人,可能是政黨成員,可能是地區組織者,一次果斷的行動便能為旁觀者帶來深刻的感受,引起社會極大的迴響。
當晚行動完結之後,還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畫面。桃園市產業總工會代表與仍然留在月台的民眾做了一個小小的投票。
工會的領袖大約是這樣說的:「我們現在有兩個選擇。第一,我們再次回到路軌作抗爭,直到民進黨收回決定;第二,我們先回到立法院外的大本營。好,第一個選擇舉手。第二個選擇舉手。」在未投票之前,群眾的意願顯然而見,在十多個臥軌青年被帶走後,大家士氣漸漸變得低落,警察的戒備也更加嚴密,繼續行動難上加難。領袖仍沒有做任何假設,直接讓大家表態。最後,雖然仍有一、兩個人希望回到路軌,但選擇回到大本營的仍然佔大多數。
行動升級與否,由群眾決定,領袖配合。沒有大台,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了算。
年輕人都忙着生存
縱觀兩天的集會人數,甚至臥軌的人數(有人留在立法院外的帳棚內沒有參與行動)並不多,年輕人的臉孔更少,集會最高峰的時候大約只有二、三百人。群眾的組成大多是工會幹部,甚至是上了年紀的老工人。年輕人去了哪裏?
問過在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台灣年輕人對政治的失落感其實不屬政治層面,而是失業、薪水付不出生活開銷等問題,讓他們開始喊「活不下去」。數據顯示,台灣的整體失業率不到百分之四,但青年失業率達到百分之十二,即是每十個人便有一個失業。顧不了基本的生活需要,更遑論什麼社會政治參與,他們對政府或許早就心灰意冷。反過來,也有可能因為這樣所以有青年更支持社會參與,因為他們相信走出來可能改善大環境,但這些例子在勞基法的集會中少之有少。這造成有年輕人積極抗爭,但仍然有沉默的多數的極端現象。
文章一開首提到與筆者進行訪談的年輕人便是積極參與的例子。他承認,忙着維生、沒有空餘時間理會社會政治議題的年輕人雖佔大多數,但對社會有熱情的年輕亦會用更有創意的方法來引起社會的關注,當中包括條例通過後,他們在社交網絡進行的「全民罷免立委公投」。他說:「參與社會運動絕非一朝一夕就會走上街頭,而是點燃心中的那份熱情,去感染周邊的人」。從演講,到討論,到行動,再以行動感染其他人一起行動,這是他參與社運成長的路徑。 香港也面對年輕一代社會政治參與度低的問題,但仍不乏這些行動型青年,默默耕耘。
這是第一個台灣全面執政的年代。當年大選,蔡英文一番讓人感動言辭,「我曾經說過,我拼了命,也要把各位的淚水轉換成笑容。」香港當時是如斯羨慕台灣能夠一人一票選出自己的總統。可惜,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對於台灣人來說,這一跤跌得很傷。原來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