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運動四年後終有審決，4月10日佔領行政院的11人被判妨害公務及毀損公物罪成；另一邊廂，法院首次接納「公民不服從」作為抗辯，佔領立法院的社運領袖被判無罪。立法院與行政院領域之分，成為公民抗爭有罪與無罪的分水嶺。
長期參與社運的謝昇佑被判罪後，在社交媒體上載一篇以「為自己的沉默道歉」為題的文章，替背罪的素人道出裁決背後的不公義。
「諸如此類的素人被判刑還有許多，我記得還有一位因為值大夜班疲累的法庭閉眼養神，也被法官勒令不准打瞌睡。在法庭上說話吱吱嗚嗚，法官也沒耐心聽他陳述完，直接用嚴厲的口吻要求對方敢做敢當。當然，這位仁兄也被判了妨礙公務……除此之外，我的律師問警方如何採證，警方直接回答透過影像辨識系統，律師當庭提出異議，說明這樣的取證在法律上欠缺合法性。」(節錄自謝昇佑Facebook)
「這個審判的荒謬本身是很明顯的。」42歲的謝昇佑在判罪一星期後接受訪問時仍難掩憤慨。
謝昇佑說，他並不在乎自己會否被判刑責，若果歷史重來，作為一名公民，還是會對政府的不義選擇不服從。但是，在審判的過程與結果中，卻看到了學運領䄂與素人之間的差別待遇，他認為太陽花運動最終受刑責的都是一群最弱勢而沒有資源的素人。
「我想，沒有人猜到會出現這個結果，把學運明星通通都放過，卻不放過素人。」謝昇佑說，當運動的重要人物都有心理準備去承擔法律責任時，但罪名卻落了在不受光環保護的人身上。四年前台灣媒體曾引述學運領䄂魏揚之言︰「我魏揚身為現場指揮，負任何法律責任，但歷史的責任就會算在下令攻堅的馬（英九）政府身上。」四年後的今天，法庭裁定魏揚「煽惑犯罪」罪名不成立。
謝昇佑與運動領袖雖有聯繫，但他認為在法庭、在抗爭現場，同樣追求公義。「依據審判的結果，這些學生沒有煽動別人的動機，這完全是跟學生當天自己講的話不一樣。」
佔領行政院 何罪之有?
關於兩宗案件之間的落差，謝昇佑看見了諸多的不公，他難以理解，為何行政院事件，就不是公民不服從的抵抗？
謝昇佑認為，從立法院到行政院的抗爭是一脈相承︰「你可以看到，當時的政府其實是沒有正面回應過運動的訴求，也拒絕撤回行政院版本的服貿協議。從整個抗爭的發展來看，或整個事件的相互邏輯來看，從立法院到行政院，這是一個連貫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延續，更是面對整個政府的傲慢跟荒唐合理地提高抗爭的手段。」
謝昇佑認為，運動的判決在政治層面的荒謬是，政府對於保守勢力及進步力量都要有所交代，不願得失任何一邊，於是在夾縫中的素人便成為了「犧牲者」，引不起公眾關注︰「荒謬的審判下來沒有甚麼人吭聲。立法院的案件比較多運動領䄂被檢控，社會自然也會比較關注，行政院的案件比較少人關注，一般人也許對兩個案件沒有分得那麼清楚，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素人扛罪 媒體冷處理
審決後10天，在零碎一隅的新聞版位找到被判罪的素人，記者在沒有留言的暗角，找不到事件的餘溫。謝昇佑說他在意的是，運動核心人物對待這些被判刑的素人，抱持一個怎樣的態度︰「大家也是走在街頭的伙伴，如果認為都不需要為他們去做多一些事情，因為事情而感到難過，我對這些人(示威者)還要有什麼期待？」
素人為運動扛罪，但整個社會卻沒有投放足夠的關注，謝昇佑說最起碼要作出一些合理的回應，既是一種道義，也是在維護最基本的社會正義︰「一個社會上，最沒有勢力、最不會講話、學歷最低、社會關係最差的那一群人，在法院上得到最不公平的待遇。我印象中，我們只出了兩次庭，就被判罪了。」
訪問當中，謝昇佑提到，要記住初衷。初衷是什麼？
「外在來說，那是對於制度改革的期許；另一個是內在的，希望自己投入未來政治，是可以令人尊敬的政治工作者，不一定是政治家。我們今天談新政治或新的社會改革，我始終關心的是如果人的素質沒有改變，怎麼轉換成進步的制度都有限。我們過去批判的政客是甚麼樣狀態？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煽動群眾、只有從群眾當中獲得利益，拿到權力之後，忽略在運動當中曾經許下的所有承諾，這是過去一直重演的。所以，今天比較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我們作為一起參與運動的人，我們自己怎麼去看待這件事？」
在他的眼中，台灣在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種種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很需要整個社會一起去認真思考︰「空有進步的制度，沒有撐起這些制度的軟體，可是，我們卻很少願意花力氣去厚實這些社會基礎。我們可以如何去提升社會公民的素質，從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減少當中的落差？這也是我們對於那些進入政治的年青人的期待。」
談及初衷與未來的政治工作者，謝昇佑難掩失落之情，記者問他是「失望」嗎? 他說半個字吞下去，欲言又止。他說難言「失望」，只有期許，「民主除了制度，還需要公民素質，我仍然期望誠實的政治工作者。」
他說，這便是他那天衝入行政院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