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家威，台灣同志平權運動的先鋒。當同志要躲在衣櫃的年代，他選擇在戒嚴的強權社會開一個國際記者會，公開出櫃，呼籲民眾不要歧視同志，31年走入行政、立法院爭取同性婚姻，成為台灣同志平權推手。
他沒有患上愛滋病，卻跑去做「防治愛滋」的工作，每晚在夜市派發安全套。「有些事情，就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祁家威理所當然地說。為什麼你要做種樹的人？「因為比我老的都沒有人出來拼命，所以只好我來拼給後人。」幾句話說下來，或者你也明白，為何以「先鋒」形容這位頭髮花白的抗爭者。
今年全球翹首以待，台灣有可能成為亞洲首個同志婚姻合法的地方。3月24日，祁家威在釋憲法庭開庭時對大法官說，自己等待這天已經「等了四十一年六個月又二十四天。」如果每一年是一公里，祁家威為同志婚姻平權運動跑了一趟馬拉松。
這場馬拉松的起點在祁家威高中開學日，1975年9月1日，那年他十七歲。從那天起，一切忠於自己。「在升上高中的暑假，我徹底反省過自己的情感狀態，我知道我這輩子的幸福是在同性，不在異性。」
「我覺得，一切恍如昨天。」祁家威最近沒有染髮，彩虹頭巾襯上散亂白髮，他的人生像雨後浮雲中初現的彩虹，那樣鮮明絢麗。
父親的手錶
祁家威對社會運動和同路人充滿熱情，但是他也練就了刀槍不入的意志。即使愛滋病友去世，即使釋憲取得勝利，他未曾流過一滴眼淚－－唯獨是說起他的父母，才能稍為接近他內心柔軟的一面。出櫃的事，父母的包容令他在抗爭路上走得更遠。
祁家威在新公園認識到當時的男友，在家也沒有避忌，溫柔細語地與男友講電話。家中幾個兒子的戀愛模樣，媽媽早已見怪不怪，更何況年少的祁家威經常把妹到手。母親聽起來，越覺得祁家威的口氣像女生。
「你交女朋友了嗎？」媽媽問。
「沒有呢。」
「為什麼你講電話像女生一樣？」
「對呀，我以後的老婆是男人來的。」祁家威說。
就這樣，他告知媽媽出櫃了。那天，爸爸不在家裡。
「爸爸第二天就騎着單車來到我租住的地方，送我兩張音樂會門票，叫我與朋友一起去聽。」祁家威憶述時嘴角帶笑:「爸爸說，當同性戀要多培養些氣質。」
其他親人可不是抱同樣的想法，祁弟弟曾在另一周刊訪問時表示，爸爸因為祁家威在外邊的出位表現，覺得自己沒有面子，因而意志消沉。事實是否如此？「我知道父親不會因為我而難過失望」，祁家威沒有多加思索地說。
「父親六十歲生日那年，我用第一個月工作的薪水買了一隻手錶給他。在他過世那天，他還戴着這隻錶……」聽着祁家威越說聲音越小，哽咽起來。「這隻手錶，他戴了二十五年，戴到八十五歲過世。」
祁家威緩緩轉動腕上的手錶，神色悵惘，似在回憶當日的情境。在記者遞上紙巾一刻，他又回過神來，在眼眶打轉的淚水，始終沒有掉下來。「那你說他是反對還是支持？他一開始已經這般支持我，怎麼會到後來不贊成我這個同志兒子呢？」
祁父從小教他與人為善，可是祁每次開記者會，也有老人家腦中風死去，「他們只是不希望我三天兩頭開記者會，就死一堆老人家，你懂了嗎？」
今年宣判釋憲，祁家威仍念茲在茲在台上呼籲，要互相尊重：「我們對那些反同婚的盟盟們，要原諒原諒再原諒，而且要溝通溝通再溝通。」
擋着獵奇眼光的大母雞
高中開學那一天，祁家威就向身邊的同學和老師出櫃。「我身邊的同學、朋友和老師，都挺我這個同志，挺我這個朋友挺我這個人，我一直都沒有孤單的感覺。」
寂寞的十七歲過後，唸過三年高一，祁家威在精英學校建中被退學。他開始自學，也關注同志相關的議題。在白先勇的連載小說《孽子》面世翌年，祁家威在1984年踏入台北新公園，初探情欲。偏偏在差不多的時間，愛滋病在美國橫行，台灣也在兩年後出現第一個本土愛滋病患者，社會也將愛滋病與同志劃上等號。
28歲的祁家威，已打算要為同志族羣爭取人權。他向昔日的高中老師請教，想了解自己還欠缺什麼。老師給他三個同樣的答案：「你信心不夠。」祁家威回家想了一個晚上，才明白老師的深意。「其實我知道自己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什麼都不缺。我會去請教老師，就是信心不夠。我想通了，就是要走出去、出手、出馬－－去迎戰就對了。」
1986年，那是一個網絡還未普及的年代，祁家威一個人捧着一疊採訪通知，親自投遞到台灣及國際媒體的信箱。祁家威在一間麥當勞，買了二十杯果汁，舉行一場國際記者會，發表一份長達8000字的「對社會大眾與同性戀的懇切聲明及呼籲」，正式宣佈自己投身同志平權運動，呼籲民眾不要歧視同志，他甘願擔當保護小雞的老母雞。
「那場記招，我跟媒體開宗明義講，從今以後對同性戀的好奇，就算是那種污衊的心態就衝著我來。你是友善，那當然沒問題；如果是不友善的，我們在玩的遊戲就是老鷹抓小雞，所有LGBT族羣就是在我身後那一大羣小雞，不方便曝光的，怕媒體騷擾的，就在我背後。你們這些都是老鷹，有什麼疑難雜症統統找我，我就是那隻老母雞」，祁家威連珠炮發地說。
同年，祁家威去台北法院申請與男生公證結婚遭拒，有政府高層對他說要關押五年，幸好當時總統蔣經國聞此事後感不妥，釋放了祁家威。祁家威坐了4個月牢便出來，從此宣佈「退休」，再沒有公司敢聘他。
那年，還是解嚴的前一年。一場三十一年的戰幔，就此揭開。
我在哪裡，哪裡就有一萬人
奮戰四十一年後，祁家威今年已經五十九歲，略乾的肌膚加上瘦削的身形，讓他看上去比同齡人滄桑。他總會提到自己在二十五個專業領域，有着等同博士級功力。是否有如二十五個博士般犀利，記者無從驗證。不過祁家威一開口，就知道他思維清晰，腦袋靈活，說起話來依然鏗鏘有力。
「俗語說：沒有三両三，不會上梁山。」祁家威說：「我不止三両三，還九両九呢，這個梁上我敢上。」在九十年代初，他曾在全身貼滿安全套，獨自在夜市宣傳防治愛滋，為平權運動籌募捐款，還被當成愛滋病感染者。在政府與醫院院長為防治愛滋開會時，他會搬一張小板櫈旁聽。
「台灣今日正在實行的防治愛滋政策，就是三十年前由我一起定下來，至今未變動過。」說起自己的事蹟，祁家威在謙遜中還是略帶點驕傲。
在保守的年代走得這麼前，註定會成為主流眼中的怪人。很多人見他形單影隻，台灣媒體也形容他在平權路上是單打獨打。「其實很多人在我背後，只是不方便在媒體面前出現。朋友們一直為我的行動出主意，也借我經費做公益工作。」這個朋友借兩千，那個朋友借八千－－祁家威在街頭籌款時算過，自己曾為平權運動向朋友借過250萬新台幣，一分一毫都用在公益事務。
「我知道我站在媒體前面，背後其實是千軍萬馬。我在哪裡，哪裡就有一萬人。」
祁家威的豪言壯語不只是空有氣概，去年支持婚姻平權的凱達格蘭大道集會有廿五萬人支持，而今年釋憲那天釋憲那天，全球社交網絡到不止這個數目。大家也想找在人羣中低調的祁家威：那天心情如何？
愚公移山的力量
釋憲那天，他一再強調沒打算結婚，但他卻為同性婚姻奔波。祁家威與行政及司法機關接觸過十三次，其中一個法官的判詞讓他記到今日。「最高的行政法院的法官，她說同性戀人權是次等人權。我聽到無言，快要昏過去。」
1992年，他向行政院提出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又被拒絕。到了1998年，他決定嘗試向最有機會的司法院入手，打到最高法院敗訴後，在2000年第一次申請釋憲，大法官卻不肯受理。
面對一次又一次挫折，祁家威笑言自己是「一玩再玩，玩到行政及司法機關一個頭兩個大」，更玩到政府定下一個「祁家威條款」，去到最高法院的申請，需要有代表律師提告，他決定找上伴侶盟的律師幫忙。祁家威認為，婚姻權利是同志族群唯一的尊嚴指標。
「工作求學搬家等東西，不會牽涉性傾向。唯獨是想與相愛的人結合，成立家庭，性傾向必須要得到法律的認可，不然就失去完整的人格和尊嚴。」
在今年5月24日之前，這三十一年多以來的路程，祁家威形容為「一條沒有明天的路」。記者問，為什麼能夠堅持下去？「因為愚公可以移山。」小學的國文課，祁家威記到今天。「不可能有結果的事，也要努力去做，沒有收穫也沒關係。」祁家威認為，這麼有難度的事情，只能要求自己去做。「你沒有資格要求別人，跟你一起去走這條沒有明天的路。」
請抬頭看我的彩虹
在這條沒有明天的路上，其實不止祁家威一人。九十年代開始，台灣同志團體百花齊放，祁家威在2001年從社會運動的浪尖退居二線，年輕一輩也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他的大名。「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長江後浪推前浪，這是歷史的現實，我不可能永遠被人家看的很重要」，祁家威輕描淡寫地說。
唯獨在每年的同志遊行，總會在城市的一個高處，看見他在落力揮舞彩虹旗。
外國傳媒曾這樣形容：在台北的遊行看不見祁家威在高處揮舞彩虹旗的話，這個遊行等於沒有發生過。
「台北巴士的座位都很高，乘容都是低着頭往窗外看。」祁家威表示，低頭在潛意識中代表輕視，他不願同志被人看輕，就跑上一輛送牛奶的貨車上，要所有人都抬頭看見他，「除了是對大眾的提醒，也是給同志族群加油打氣。」
祁家威在外為同志打氣，而為他加油的人，有他的伴侶。二人在1988年宴請身邊好友及家人見證結婚，祁家威形容伴侶比李安的妻子還要偉大。「李安的老婆養了他六年，我家另一半卻養了我三十年，我才可以不愁錢銀，全身投入同志平權運動。」
為何香港不行？
經過重重波折，在台灣立法院得出結論之前，司法院的大法官就為他們下了決定，憲法要修，同性婚姻需要合法。祁家威出席「一點粉紅」舉辦的論壇時表示，此證明他在三十年前的看法。「立法院就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最後還是在司法上才能有進展。」
回看香港，祁家威認為九七回歸之後，受限於政治體制的不同，香港很難像台灣一樣大步前進。那麼，為何台灣能夠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的地方？其他國家欠了些什麼？
「其他國家沒有祁家威，就是這麼簡單」，祁家威笑說。
(部份相片由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