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詩人也斯曾經提問：「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
香港歷史難說，因殖民時代志在今朝的思想植根人心，歷史檔案零碎乏人整理。今日談本土如入迷宮，不知從哪裡去，從哪裡來。雨傘運動後，一位 70 後抱恙翻看舊檔案，一切由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前途問題說起。
一個以「世代懺悔錄」為名的網上專頁，主理人叫李嘉文，生於1978年，其時香港前途問題仍未搬上政治的議程中，然而在他成長的日子裡，卻處處佈滿了80年代的痕跡。
「為何香港弄至今天田地？」是李嘉文追問的核心問題。一個不解的疑惑，促使他拼命翻看一堆過去的資料，80年代是起點，因為那是香港走到如今面貌的關鍵時期。
業餘考古 拒絕失憶
李嘉文一開始便表明，自己不是從事嚴謹的歷史研究工作者，於是他自稱「業餘考古」。「我本來只想追溯，太年輕時沒有關心社會，其實也只是自己的閱讀與懺悔。那段歷史，也是我自己成長的歷史，現在睇返當時的報紙雜誌，都覺得好離譜。」沒有甚麼機密的檔案，他只是默默在整理一大堆曾發佈於 80 年代的公開資料，愈看愈不甘心。
看到一些同代人對於年輕世代的指罵，也讓他忿忿不平︰「很多人指責年輕人搞事，其實做長輩有更大責任。我成長經歷前途談判、主權移交，見證中共走數幾十年，整代人無奈接受，不但無奮力抵抗，更陷於失憶，持續受騙。」
這解釋了為何說是世代懺悔，屬於他那一代人的印記，如同羅大佑在〈未來的主人翁〉一曲中寫︰「我們改變的世界將是她們的未來」，80年代曾改變的世界，她們的未來，便成了今天香港景況的寫照。
青年躁動 上一代做了什麼
資料整理的工作，大約從 2016 開始，李嘉文的身體有長期病，做起上來頗吃力，狀態好的時候，可以看上三、四個小時的資料，有時在網上瀏覽，有時走到中大的圖書館，翻看當年的報章雜誌︰「7、80年代的《百姓》、《廣角鏡》與《鏡報》等，逐份逐份去scan目錄和內文。」
沒有報酬，甚至可能沒有掌聲，為何堅持去做？也許在李嘉文眼中，這不過是個基本公民應該去做的事︰「以佛教用語來說是身土不二，這是對於自己地方有一份很基本的感情，為了自己及周圍的下一代，無理由咁易放棄，因為那是屋企。」
2015年，是他任職宣教師的最後日子。在教堂工作的五年間，他接觸到形形式式的年輕人，從而認識他們的世界︰「那時工作，看到初中生讀書讀到胃痛，又常常不回來教會，我去嘗試了解，唔係因為佢哋懶，而是新高中學制及各樣的教育改革將佢地搞到咁。」他去探尋年輕世代所面對的困局，發覺自己作為更早一代的人，原來拿取了很多的機會︰「現在的問題不只是無樓住，而是行業無出路，連講句真話都咁難。」
眼前像是死局，讓年輕一代看不見希望。李嘉文說，這對他的衝擊很大︰「原來佢哋個世界係咁。」而這樣的世界，他認為上一代有份製造出來，而身邊的朋友，又在指責年輕人如何不堪的時候，李嘉文覺得，這樣不公道。
這種不公道，也體現了在抗爭的場域裡。
「我記得 928 那天傳會出動橡膠子彈，那些作為頭面人物及社會賢達的大學校長，看似很擔心學生，但只叫人退，卻沒有去譴責政權。」以致後來年輕一輩的躁動與激進不斷遭到批評，李嘉文覺得，「好像跟現在的年代脫了節，活了在不同的世界。他們給我感覺是活在 80 年代或 90 年代，那個仍然是在玩共識政治，你好我好，信任政府的年代。」
「你記不記得 2009－2010年左右反高鐵的時候，有人說要喚醒別人去關心社會？」他問記者，話鋒一轉︰「原來這些意識早在 80 年代已經有」。他尤其關心當年香港人的參與，卻無奈地發現，香港人的聲音只能遊走在夾縫中，一直被代表。
兩雙腳的「三腳凳」
港人聲音「被代表」
根據《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在1982年中間，曾有三項較大型的民意調查，顯示出香港人對於前途問題的意願︰「（一）香港革新會，委託香港市場研究社，在三月用電話共訪問一千人，調查結果百分之九十三希望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統治。（二）浸會書院在五月以郵遞方式，訪問共僱用超過十萬人的五百四十五間機構，調查結果顯示，有八成五機構希望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統治三十至五十年，但主權則可回歸中國。（三）香港觀察社委託香港市場研究社，五、六月間面對面訪問一千名十五至六十歲香港居民，八成七受訪者接受由英國繼續管治。」
結果，「變咗做大部分聲音係支持民主回歸」。當時有一批「民主回歸論」的聲音，同意香港主權歸屬中國，但要實行民主的港人治港方式。李嘉文覺得，當時香港人的聲音一直被代表，在中英談判的過程中，只有兩個大國的身影，英方曾經提議香港人作為第三方一起參與，如是有了「三腳凳」的說法，卻受到中方的反對。1984 年，鄧小平曾跟鍾士元、利國偉、鄧蓮如說︰「過去所謂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看到三腳凳的那一段歷史，李嘉文悲從中來，在別人眼中，香港人是 invisible。
李嘉文續說，當年中方搬出了「港人治港」的方向後，導致本地壓力團體的聲音消於無形中，「這是一個魔咒。」
二十多年過去，他想起 8964 之後，曾有很多人誓神劈願說要關心社會，「當年有 100 萬人上街，如果真有十分一人覺醒了，從公民及政治意識上的幼稚園，今天都應該是中學畢業吧？但今天的社會卻是更加傾斜。」他慨嘆︰「我們那代人有很多資源，但卻未曾令年輕人可以好過一點，我們甚至做得不夠。」
在縱橫交錯的資料裡梳理歷史，歷史作為一種見證，他看見一代人對於另一代人在歷史上留下來的影響，作為同代人，他覺得需要懺悔。雨傘運動時候，曾有大台背景印着「命運自主」的字眼，走到今天，也曾出現形形式式自主自決的聲音，香港的故事，在斑駁複雜的脈絡裡，難以言說，但非不能言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