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七百萬人口的地方，政府醫院卻連一個骨科醫生都沒有，這地方名為塞拉利昂共和國。一個遠在非洲西邊的國家，與香港至少有三個連接點：它曾是英國的殖民地，當地也有一座「獅子山」，還有一個來自香港的骨科醫生曾在當地服務。
苦讀五年，實習六年，每月收入接近六位數之時，吳文倩（Jessica）在考獲專科執照之後，決定辭工參與國際救援組織Emergency的志願工作，前往塞拉利昂行醫。這是一個充滿了傷痕的地方，香港回歸的時候，那裏正在爆發內戰，最終死了五萬人，超過三分一人口流離失所，三年前，伊波拉病毒又在當地爆發。吳文倩在當地待了半年，有一天，她如常地照鏡子，突然驚覺自己是黃皮膚。「我已經以為自己是黑人，我覺得大家都一樣，我就是他們。」
當地人見面時喜歡問：「你身體好嗎？」很多人的標準答案是：Tell God Tenki。意思就是：「你幫我告訴上帝，我身體一切都很好，我很感謝上帝。」
這天訪問，她穿著白色T恤和牛仔褲，腳上是一對白飯魚，簡樸得像個中學生。「白飯魚便宜又舒服，穿落去就行得，在醫院最需要一對好行的鞋。」吳文倩笑說。
當她穿上醫生袍拍照，眼前的她恍似回到西非行醫的模樣。
像James Bond一樣來到「獅子山」
到埗當日是晚上10點，四周漆黑一片。別以為會有人接機，吳文倩像James Bond一樣，按機構提供的指示步出機場，過一條馬路，途中不能理會兜售船票或兌換外幣的人。找到接頭的櫃枱，跟他們說是為Emergency工作，職員就會拿出船票。這時，另一人拿走她的行李，載她去碼頭上船，行李則要坐另一隻船往目的地。「回想起來，其實都幾驚。」吳文倩笑說。
船隻到達後，終於見到有人接應。那人是一位大叔，口裏叼着牙籤。「他穿著Emergency的紅色上衣，但是因為洗得太多，比我身上這件還要殘舊，已經完全看不見機構標誌。」吳文倩走上前相認，「你好，我叫Jessica。」
塞拉利昂，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根據維基百科，答案如下：「首都自由城港口附近的山脈，在1462年被一位葡萄牙探險家命名為Serra de Leôa，意大利文是Sierra Leone，意為『母獅的山』，從此被用作國名。1961年獨立之後，塞拉利昂由一黨執政，直至1991年爆發內戰。戰爭維持十一年，2002年結束。2014年，伊波拉病毒在該國爆發，塞拉利昂再次登上國際頭條。」
歷史背後，是內戰的倖存者，是對抗伊波拉的幕後功臣，是貪腐政權底下的無辜平民。這些人，吳文倩都一一遇上了。
身邊同事都是戰爭下的遺民
第一天上班，同事遇上吳文倩，友善地自我介紹。「你好，我叫Lamine，之前也在廚房見過你。內戰時，我親眼看到爸爸被人開槍打死。」那是一個平常不過的早上，吳文倩本來在洗手準備做手術，沒料到會有人如此介紹
自己。
Lamine本身是清潔工人，他主動向醫院申請調職廚房，希望有穩定的工作兼讀護士課程。就在吳文倩入職之前，Lamine才考獲護士牌。幾個月之後，Lamine與吳文倩剛好又在同一手術室工作，手術開始之前，二人在閒談之間，Lamine高興地提到自己找回內戰時失散的姐姐。「失散了多久？」吳文倩問。「內戰後我以為她已不在人世，其實沒想到會重遇她。」Lamine輕鬆地說。
內戰結束才十三年，醫院的職員，大部分都在那段時間被逼離開家園。有人看着父母身亡，有人有家歸不得。醫院另有一個司機，維修和駕駛汽車的技術遠近馳名。內戰時的一天，他在回家路上收到媽媽來電。「你不要回家，叛軍想招攬你。」因為這個電話，他三年沒有回家。
「每次說起都忍不住流眼淚，我想像不到他們是如何過日子的。」吳文倩擦一擦眼角說：「在塞拉利昂，每個人背後都有類似的故事。」
如果你聽過血鑽石，其實你已經間接聽過塞拉利昂。當地經濟主要依賴鑽礦業，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政府貪污愈來愈嚴重，加上鑽礦業中心衰落，經濟發展緩慢。九十年代由當權者引起的內戰名為「鑽石戰爭」，更直接令國
家全面崩潰，引起貧窮、種族歧視，還有揮之不去的政府貪腐。
骨折病人絡繹不絕
當地交通意外頻繁，骨折是極常見的創傷。當地人都習慣開電單車，更發展出「電單車的士」。四人共坐一架電單車的情景十分常見，兩個成年人中間夾着兩個小孩，提着大大小小的膠袋，但是不會有人戴頭盔。當地路面情況惡劣，人多車多，交通意外自然更多。
「醫院有八成半病症都屬於骨科，我想像不到一個有這麼多交通意外的地方，為什麼政府醫院可以連一個骨科醫生都沒有。」而且，所有政府服務都要收費。「縫線要付錢，攞粒藥都要付錢，每一件事都要付錢，但是那些人根本付不起錢。」吳文倩說來有氣。
吳文倩每天的生活都十分簡單，就是在醫院和機構提供的宿舍之間一來一回。早上7點半回到醫院，檢查一下病人，計劃好當日流程。所有醫生在8點一起開會，討論前一天收到的個案。9點正，吳文倩就踏入手術室開始工作。排在清單上的小手術，一日會做十個，大手術就可能做兩三個。理論上4、5點可以做完，但是間中會有急症，經常超時。「香港一個月on call五、六次，但是在塞拉利昂是一星期call足四、五日，試過有兩個月差不多每日都有call。」
最深刻的一次，是附近有巴士翻車，三十幾個乘客當中，半數人死亡，餘下的傷者送到醫院。吳文倩在早上9點被call返醫院，一直做到翌日早上5點。「望見有傷者，就叫他們入來，做完就到下一個，望下望下就5點，天光回家。」吳文倩說。
那些孩子生於香港就不會失救
雖然塞拉利昂的發展落後，但是Emergency在當地設立的醫院，設施已算是相當齊全。不過因為地理及資源問題，醫療工具自然比不上在香港般充裕。有時在訂貨後未來得及送到，醫生和病人都要乾等。
人窮自然辦法多，有時缺了某個尺寸的X光片，照肺就用兩張較小的片分兩次照。「在香港，做手術時會有護士幫我計算所需物料的數量。在當地工作時，我通常都要在心裏估算着數量，知道還有幾多條長螺絲，要如何省着用，可以做多幾多個病人。在香港，要什麼有什麼，開聲就有姑娘拿給你。」
好像內窺鏡，在香港普遍到連診所都會有一支，但是Emergency的醫院只得「一千零一部」。有一次，剛好遇上壞機，要送去意大利維修一個月，偏偏醫院同時收到一羣意外食用化學物品的小朋友。「當地有家庭工業製造肥皂，小朋友以為哥士的梳打粉是奶粉，照吃無誤，導致食道灼傷。」吳文倩解釋。
由於沒有內窺鏡，不能為小朋友檢查及擴張食道，病人一個星期都不能進食，有幾個情況惡化得很快，最終不幸離世。「我心底知道，在香港的話，那些小朋友不會死。如果他們活在香港，如果我們在當地有深切治療部，如果我們有某種藥……我心裏知道有很多個如果，他們就可以救回來。」吳文倩哽咽。
病毒爆發 有人逃走 有人留守
Emergency與無國界醫生的性質類似，組織在1994年於意大利成立，主力在戰區服務，成立可持續發展的地區醫療設施。經過兩次面試，吳文倩在2015年9月收到通知前往塞拉利昂之時，「第一件事當然是關心伊波拉的疫情。」她說：「不過報得名就有心理準備，去的地方不是打仗就是有疫情。」
來到塞拉利昂的醫院，吳文倩才知道當時的院長是伊波拉醫療中心的首席護士。「這羣人在全世界都恐慌的時候，在中心日做夜做，沒有離開過。」這羣人，不單指醫護人員，還有其他行政及技術人員。「就像這間醫院，沒有醫生也不會關門，可是沒有電就一定停止運作。」修理發電機、維修水管、開車洗地的工作人員，與醫護人員一樣重要。
內戰長達十一年，當地的教育制度被摧毀，單計小學也有過千間被破壞，醫學院想當然也得停課。接着來的伊波拉病毒爆發，又帶走了許多醫護人員。「我合作過的醫生都十分能幹，他們只是欠缺一個專業訓練的機會。」吳文倩為這些醫生抱不平：「為什麼國家不能給他們培訓？他們沒錢出國，醫學知識就會停滯不前。」
在當地工作的最後一段日子，吳文倩在照鏡或拍照時，才會記得自己是黃皮膚。「看見相片會奇怪，為什麼我這麼白？」吳文倩笑說。不少當地人都有智能電話，但是沒有電腦。「他們沒有電腦，一旦電話壞掉，所有相片都會消失。」回港後，吳文倩特意去沖曬照片，打算寄回塞拉利昂。
當地近日（8月17日）發生泥石流，地點就在醫院附近。「一位護士與家人一起遇難，另一位我常常合作的護士就失去了整個家庭，只有她倖存。」遠在西非的人和事，依然牽動着吳文倩。「我掛念塞拉里昂的一切：像朋友般的同事，病人的真切笑容，即使語言不通，我也能感受到他們的情意。」
吳文倩離開之前，把有用的物資都留在當地，就連X光袍和兩對白飯魚都送給了同事。「機構的指引不鼓勵同事之間有親密關係，但我沒有詢問還有沒有其他感情的規限。人與人之間總會有正常的connection，為何不能做朋友呢？」
「沙士」加強行醫信念
回港後，吳文倩讓自己放了一個大假，多花時間陪家人、見朋友。在港逗留三個月之後，吳文倩決定到意大利繼續進修，9月將會返港，重回東區醫院。吳文倩在2014年中考獲專科執照之後，在東區醫院做了一年專科醫生。「每日看見新聞報道有這麼多不幸的事情，我有時會想，世界是否可以公平一點？」就是因為一個簡單的原因，她決定離開醫管局，參與志願工作。
離港之前，她曾經覺得醫管局做事不合理，醫療系統沒有對病人負責。「同事都想做到最好，但是系統增加服務卻沒有增加資源。」然而，過去一年多的經歷，也讓吳文倩看到香港的好處。「離開時覺得醫院的工作太忙，沒有給病人足夠的時間。」她不是天真得忘記了香港醫療制度的問題，她只是期待再次回手術室見病人。「我知道問題依然存在，也不知道有何方法改變。 」
其實，即使是Emergency的員工，也不是每一個都抱着志願工作的心態加入。部分來自東歐的員工，只是為了薪金收入，因為留在東歐，每月收入只有五百歐元，但是來到Emergency，收入大增四倍至二千歐元。「大家的價值觀不一樣，他們為份糧並沒有問題，只是有時合作上會有點困難。」吳文倩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去私家醫院，我返香港，就是為了留在公立醫院。」她說。
吳文倩讀大學時，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香港又爆發「沙士」，世界突然之間變得比所有人所能想像的更脆弱。「當時並不害怕，反而想快點畢業。」吳文倩說：「如果我想為這個世界服務，哪一個行業，與宗教無關、與背景無關，又與膚色無關？醫生宣誓時，就是要以同一原則對待所有服務對象，我相信行醫能夠直接幫到人。」她說。
直到今天，她的想法依然沒變。「我想為香港市民做點事，做一個有責任的醫生。」
西非留下的小鳥紋身
訪問時，吳文倩常說自己只是芸芸志願者的其中一個，沒有什麼特別。可是在記者眼中，她就是有一份難得一見的真摯和熱誠。同一番說話，別人說出來是造作，她說出來卻叫人感動。「生活是可以便宜一點。未來幾年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我應該不用再買衫。」她笑說。
攝記請她換上在醫院工作的打扮，唯一的分別就是：她紮起了馬尾，這條馬尾原來也有一個故事。在塞拉利昂的時候正值雨季，吳文倩想把頭髮剪短。原本打算跟網上影片學習，最後還是爽快地紮起馬尾，拿起剪刀，一了百了。頭髮放下來不對稱，就請同事幫忙再修剪一下。「現在我也會這樣修剪，省回不少時間和金錢，哈哈！」
從塞拉利昂回到香港，吳文倩左手內側多了一個有三隻小鳥圖案的紋身。那是她的上司Marco的傑作，原來他既是外科醫生，又是紋身師傅，「每個同事都有他的紋身」。無論環境多麼惡劣，身體狀況多麼令人憂慮，當地人喜歡說Tell God tenki，即是Tell God thank you。她漸漸明白這句當地話（Krio）背後的意義。
當地人可能缺乏許多物資，但是從不缺少感恩和珍惜之情。每一次說thank you之前，都一定要先thank God。「語言只是其中一種與人溝通的模式，我們其實有許多共通之處。每個人本來都一樣，我們所需要的都一樣，我始終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擁有最基本的權利。」
（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