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訪問約在一所商場內的咖啡店。咖啡店裏都是身穿西裝，左手拿着咖啡，右手插在褲袋的辦公室上班族。就讀浸會大學政治及行政關係的何嘉浚(Kinsey) 步入咖啡室，身穿西裝，與其他上班族無異常，但他隨即把插在褲袋中的手拿出來，掏出兩張卡片。
一張是香港大專生發展協會的卡片，設計簡單，白底黑字，代表他作為第三屆幹事會主席的身份：另一張是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的青委員會首席常務委員的卡片，面頭印有一張醒目的大頭照，背面列出他10多個不同組織的身分。
然而，今天他帶著一個沒有寫在卡片上的身分接受訪問，他亦是一名大專生的補習老師。他指大學生補習市場並不「確立」。對比中小學，很少人會稱自己為大學生專用的補習老師，所有相關的都較低調，又有點像「黑市」。
我的補習弟子們
Kinsey 中學時的成績一般，高中立志做律師，希望入讀法律系，於是急起直追。事與願違，他的文憑試的成績與期望有落差，最後入讀浸大。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嘗試轉校報讀法律但都不成功，最後決定報讀倫敦大學的兼職自修法律課程，現在同時修讀兩個學位。
他指，雖然不少學生在學業上碰到瓶頸，網上代寫論文服務仍然存在，但他指仍然有不少學生希望自己能夠有所進步，所以這就「製造了一個空間俾大學的補習老師」。
到目前為止，Kinsey曾經為5個學生提供過補習服務，以一天課程（one day course）和短期補習課程為主。他指，對象主要分為三種不同的學生。第一類是一名副學士學生，對象的是他的中學同學，由於英文基礎不好，所以需要英文補習服務，一共上了四堂，每堂4小時；第二類學生，是政治及國際關係的同學，因為學期課堂沒有筆記，同學又曠課，唯有在考試前找他惡補。 第三類為法律學生，亦是他主要的補習對象，多為中大法律系學生，包括法律博士（簡稱JD， 為一個研究生程度的法律學位）和法學士（簡稱 LLB，屬於學士學位課程），上課模式主要為一至兩堂解答法律問題的形式。
收購筆記 向前輩攞料
對應不同的學生，他都先了解對方需要。他指，如果為了「考試過關」，他說只要向他提供13個學習週的筆記便可。若然對方希望了解其他院校的考試題目，他說：「我有咁嘅人脈先可以幫你問下你師兄師姐或者其他人，整個general的筆記版本俾你」。希望需要再深入一點？Kinsey說，「這個情況的話，筆記要度身訂造，價錢就可能要貴一點」。
談到補習的配套，Kinsey早有準備，從文件夾拿出數份筆記，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有底線記號，亦有斜體標示。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早在訪問前一天，Kinsey已經傳來形形式式的筆記，原來向大學生收買二手筆記都是他其中一門生意。
大學生報習的範疇，鉅細無遺的由筆記到論文的格式也不缺。Kinsey指，日常會製作一些有圖表的筆記，希望展示到一個課題的「大圖畫」，通常用於鞏固學生的概念，自己會在堂上加以解釋。若然考試近了，他又會換個模式。「我會講一個討論嘅sample ，未必寫個正確答案俾佢，因為之前已經話咗比佢聽有關範疇的所有概念，會教埋佢個位正確要點應用」。至於論文的格式也不缺，第一部份寫甚麼，第二部分又如何接下去，他形容就像一個「漢堡包」，寫得「工整」就可以去考試。
大學生稱：求助無門
問到他認為他的學生們為何要去補習，他笑一笑。這個小老師都會關注受大學生歡迎的網上討論區，偶爾看到相關的貼文，他指不少人都覺得「教授大部分時間都唔會理你」。他認為，現時的教授、講師或助教都會願意協助學生解決疑難，但通常只會給予簡單的回應，甚至只是「好」或「不好」的評分。現實的情況是沒有人會「教到由一個唔識寫的答案到識」，亦不會做到「見到文筆有錯誤，然後糾正」的針對性授課形式。
Kinsey指，學生在課堂討論中有時會捉不到重點，助教帶領的討論亦會出現「不着邊際」的情況，所以學生便需要「找幫手」。他亦會寫出一些討論題目的示範答案，供學生參考，但未必需要背誦，Kinsey希望學生可以「從我嘅答案佢就睇到多另一個人嘅寫法」。他解釋，就法律系而言，未必流行有「Past paper」（過往的試卷），學生對整個考試模式、題目與答案都未必很了解，因此他盼望學生能熟習答題，藉此「調教」出一個考試思維。
大學理念往哪裏去？
Kinsey好像對這種考試思維瞭如指掌，他坦言不少學科都很着重考試。身邊有朋友是香港科技大學三年級生，他說朋友需要「預早三四個禮拜做晒10年嘅past paper」，雖然已經非常用心， 但成績仍然處於平均線以下，所以只會花更多時間應付學業。他認為，考試不能夠反映一個學生的全部，但要始終沒有一個更「客觀統一」的標準去衡量每一個學生。
不少大學都有高尚的核心價值與校訓，例如在科技大學的核心價值中有提及「凡事皆可為的精神」，盼培育學生成為「敢於冒險、願意接受挑戰、創新、有想像力和富自信的人才」，到底在這種學習環境下實行到幾多？ 他以浸大所秉行的「全人教育」為例，他認為理念上很好，但是一切都始終都係停留在「理想層面」，要在不同的學科和不同能力的人身上都能實踐出來，就變得很困難。
整體而言，他說大學的價值不能「純依賴學術課程」，「實質一個大學生的訓練都取決於課程以外的，有些可能學生活動較活躍，有些可能比較職業導向」。大學起初成立之時有明確理念是希望訓練同學的批判性思維，建立品格，Kinsey認為以前多為追求「哲學思維」，現階段的大學就較「現代化」，要求學生對應社會的需求。
長遠來說，他認為答題技巧未必在職場上毫無用處，但的確忽視了學生的創造力：「這就未必是大學原意想訓練你嘅人，即係好自由、自主，可以做到國際性研究的人才」。
大學永續填鴨：有界限的學習
縱然Kinsey是一位「大學補習老師」，但他又感到大專教育千瘡百孔，學生失去主動學習的動機。他認為，大學現時首要解決的，是改變同學從過往中小學的填鴨式教育，訓練學生有一個主動學習的心態。 「大學要令到學生明白課程係無條線規限，唔係令到個學生做考試機器，要令到佢真係有興趣明白，唔好攞到個A我就收工」。
他憶述，自己上過一堂有關社會運動的政治課，老師甫踏進課室，打開電子簡報，劈頭第一句便是「香港的社會運動有一個很長、很長、很長、很長的歷史」。一連串反覆的「很長」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我就真係想睇下有幾長，係咪真係咁樣先？」一個疑問這樣激起了他學習上的求知欲。
他自己修讀倫敦大學的學位，沒有老師授課，只有一本「Study guide」，便自己步入考場。無人無物令他需要自己去找相關資料，更主動去找答案。「大學真係幫到嘅係點樣做個liberal嘅人，做自己的小老師，老師俾你嘅有限，自己要搵到個實情」。
記者曾經電郵幾位教育學系的研究教授，但他們一律表示對於大學生補習情況不知情，拒評此風氣。多年來，「求學不是求分收」淪為教育口號。升上大學，學生似乎都離不開考試，終日埋首苦幹，甚至找外援，追趕著虛無飄渺的評分。我們問大學所謂何事？這些問題似乎都沒有標準答案，沒有評分，沒有一個補習老師解答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