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區生活」正打算在大嶼山學校推廣社區導賞。第一個計劃是「東涌漫遊」，採訪當日是他們第一次帶學生出團。參加的學生大多數讀中二，學生連同老師一共十人，六個導賞員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
活動開始前，團隊讓學生先繪畫一幅心目中的東涌地圖，同學們的地圖都離不開上學與回家的路線。從學校出發之後，第一站是東涌炮台。原來炮台就在逸東邨對面，住在附近的同學也不時在炮台附近的空園村校流連。即便如此，大部分同學都是第一次環着炮台行走一圈。隨後，導賞員借助空置的村校，解釋香港的土地政策。「既然逸東邨不夠社區設施，同學們會如何利用空置村校的土地？」其中一個學生輕聲說：「公園。」另一個說：「韆鞦。」
活動期間，我問其中一個學生Kitty，你喜歡住在東涌嗎？她答：「不太喜歡。交通不方便，從荔景轉車站去其他地方，起碼一小時。」那麼你想住在市區還是東涌？小妮子飛快地答：「東涌。因為搬出去都沒有樓住。雖然交通不方便，但是社區比較寧靜。」說着這五六年的變遷，她補充一句：「這幾年起了許多新樓，加上港珠澳大橋的工程，空氣污染比以前嚴重。」
菲律賓農夫為朱凱廸助選
農夫Christine來自菲律賓，在機場從事物流工作。丈夫與她從南丫島搬到逸東邨，她因為幫朱凱廸助選而認識到這塊農田。「我支持朱凱廸因為他喜歡大自然，助選期間我把他的橫額掛在單車上，每天上下班都踩單車往機場。」助選團隊的義工介紹Christine前來種田，她高興得不得了。「我在家鄉時也很喜歡耕種，看着這些生命成長是一件樂事。」每逢星期六日，她都會帶同朋友的兩個女兒Hanin和Hanadi前來耕種，享受大自然。十二歲的Hanin說：「我們在學校從來不會學到食物從何處來，但我在這塊農田學會耕種和回收。」
每一個景點，都是一堂公民教育課。在東涌灣看着小白鷺講保育，在東涌谷看着被鋪上石屎的河道講發展失衡，在石門甲看着幾層樓高的泥頭講土地規劃……到最後，我們去到一塊實驗農田，由農夫帶大家思考有別於主流的生活方式。學生們總是一臉似懂非懂的樣子，要知道她們了解到幾多，只能從旁觀察。農夫要求大家處理爬滿蚯蚓和螞蟻的肥料，大家初時你推我讓，到了後來，大家都顯得十分投入。
在蚯蚓和螞蟻以外，一顆顆小小的種子，已經栽種在秘密的角落裏。
洗盡鉛華 五十歲後的新生
「我們老一輩將來離世的話，香港怎辦呢？」Anthony曾經是大澳人，不過，多年來在香港營營役役，這個身份他一度忘記了。他和好多典型中年人一樣，曾經看不起「廢青」，佔領行動之前，他對社會的現況感到冷漠。那天，他在電視新聞看見學生在公民廣場被包圍，突然動了惻隱之心。原本只是打算去金鐘勸學生冷靜，卻誤打誤撞被迫到前線。「我從沒想過香港會放催淚彈，那一刻，我想起六四，那一刻，我先識得醒。」
Anthony笑言，以前只要去蘭桂坊就會找到他，佔領前他不知道新政府總部已遷至金鐘。在佔領區與年輕人交談過後，他驚覺自己才是井底蛙。「原來學生好有理念，比我更關心香港的將來。」Anthony形容自己是社會既得利益者，捱了三十年，終於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冇發達但總算賺到錢。那時的想法好主流、好典型：「我當然不希望生活被打亂，你班廢青有沒有前途與我何干？」
本來Anthony已經與兩個意大利品牌簽了香港的代理合約，最後他決定放下生意，給自己兩年時間參與社區運動。他對廠家說：「香港有事，我的家有事，需要我幫忙。」對方亦很明白，無條件取消合約。
搞社運都要生活，Anthony由一個生意人變成一個兼職調酒師，有朋友認為他「戇居」。「金錢已不像從前那般重要，燈紅酒綠的生活我都試過，外面的世界又見識過。雖然目前的生活的確比以前困苦，但是我生活得舒服。我都五十二歲，有幾多錢可以帶落棺材？」
Anthony的大澳人身份得以重見天日，是因為他在添美道遇上「守護大嶼聯盟」的成員。其後，他曾參與地區諮詢會，與同伴於席間指斥合和的董事為政府護航。可是他的「醒覺」，在一羣認識了幾十年的大澳老朋友眼中，卻是「離經叛道」。最好的朋友在社交網站跟他絕交，大夥兒聚會也不再邀請他。
「九個月之後，金鐘完全清場，有朋友主動聯絡我。因為他們終於看清楚香港的問題，終於了解什麼是官商勾結。」剛過去的農曆新年，朋友們堅持要約他見面，席間還討論到民生議題。「無論香港人幾自私都好，香港人並不愚蠢。我曾經是他們的一分子，我明白他們的心態。我相信只要堅持去做正確的事，總有一日會見到真相。」
成功不必在我 功成其中有我
如果大家還記得，2009年發生的「曾德成河蟹事件」，謝世傑就是事件的主角。事件如下：2003年，謝世傑主動向基督教女青年會申請，出任大澳區社工。2008年，大澳發生兩次水災，謝世傑連結街坊投訴政府部門救災不力，鄉事委員會不滿謝世傑破壞「和諧」，投訴至當時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曾德成其後向基督教女青年會施壓，提及「大澳似乎不太和諧」，機構隨即將謝世傑調走，並發出警告信。謝世傑辭職後去信立法會投訴，該機構在五個月後收回警告信並道歉。
這件事發生後，謝世傑至今無法找到一份長工。「社福界就是這樣，一『出名』就沒有人請。」他笑稱自己做「彈散」，現時專做「彈性散工」。謝世傑並非大澳居民，只是因為知道大嶼山有發展，才主動申請到大澳工作，希望為居民出一分力，最後更搬入大澳。雖然今日不再是社工，但是世傑依然活躍於不同社區組織，繼續發揮社工的職能。
即將六十歲的他表示，自己近幾年老得很快。曾經有記者問他會否覺得自己一事無成，他答：「我只是一無所有。」銀行戶口曾經只剩二三千元，那一刻，他確實為自己感到難過。他為大澳和大嶼山奔走十多年，可是居民生活似乎沒有多大改變。
我不由得想起，早前與另一被訪者Anthony在大澳的天后廟遇上一個婆婆，當我們談及發展的時候，婆婆二話不說就炮轟：「我當然鍾意發展，人家送件靚衫給你，難道你不要嗎？不然哪有靚衫著？沒有發展就沒有富貴榮華，沒有發展哪來三層村屋你住？紅樹林會請你打工嗎？」
謝世傑承認，自己也有失望的時候。「人總有自己的限制，我並非在大澳土生土長的人，面對的壓力不同。黃惠琼多年支持大澳保育，被鬧、被兇、被邊緣化。所以許多人不敢與我們打交道，害怕被標籤。他們只會私底下向我表達支持。」
謝世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被政府分化，不要互相踐踏。「這是貧窮心態，無權無勢的人對着權貴不會理直氣壯，只會對弱勢聲大夾惡，但是我們都是自己人。」
即使悲觀，他依然堅持「翻土」的工作。他認為目標也許渺茫，但努力的回報有時出人意表，當人人以為大棚屋保留不了，結果保留了下來，人人以為沒有人願意為飄渺的民主前途佔領，但是2014年「雨傘運動」還是出現了。他至今堅信「我們的工作一定會有收成」。謝世傑引述了民主黨前黨鞭司徒華名言作結：「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其中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