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護老院舍爆疫再增兩死」、「第三波奪五十八命 院友佔四成」、「屯門康和再一確診院友不治累計十一死 港六十八人染疫亡」……
一場疫症，奪走了逾八十個生命，多間安老院持續羣組爆發，累計逾四十名長者死亡。很多社福機構都選擇展開在家工作，安老院亦高度戒備，避免外來人士探訪。駐院社工和老人的緊密接觸，對雙方似乎是不能承受的重。
面對疫情和人情之間的角力，怎樣才是最恰當的距離？
非常時期，為何社工還要繼續日常服務？
安老院社工阿詩沒有想過，自己初入行便遇上這般難題。但她覺得，這是必要承受的風險：「趁他們餘下一口氣時，陪伴他們做想做的事，是我作為社工最渺小而又最重要的責任。」
經驗：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應屆畢業生
職務：長者活動中心實習社工、安老院註冊社工
社會環境與服務者福祉的距離
早在大半年前，她就經歷過類似的道德掙扎。
去年十一月，社運氣氛熾熱，中大理大一連兩役撼動全港，社福界也開始籌備罷工。當時她還是中大社工系學生，在長者活動中心實習，服務對象為初期至中度認知障礙症患者，除了專注輔導兩個個案，主要負責設計活動小組。長者圍坐穿珠仔，有人突然記憶斷線，她就在旁提醒；社交活動時間一到，就帶領他們玩桌上遊戲。
望着散落滿桌的積木和玩具，她彷彿看到倒塌的大樓，心神都飄往火紅的現場。她每天都在問自己：我究竟在做什麼？外面滿城風雨，院舍內卻生活如常？當社工高舉公義旗幟，強調與弱勢同行，為何我卻偏偏缺席了……理大圍捕那段時間，她鼓起勇氣打篇千字信息，請假赴現場救援，結果換來實習導師一句「你先回來，容後決定」。她覺得導師不近人情，忽視情緒，對方卻義正嚴辭：「你是專業社工，要清楚你的服務對象是誰，揹得起就要時刻上心，對案主負責任。」
回到中心，阿詩徒有一副皮囊地工作。原本熱誠叉足電的她，靈魂像一顆快報廢的電芯，勉強用至耗盡一刻。「最辛苦的是要迴避『情緒誠實』（Emotional Honesty），真實情感和外在表達不一致。」她內心翻騰：「社工無時無刻都要用心聆聽每句話，理解背後含義，再思考如何令對方感到安心，於是我會不斷要求自己強裝正面樂觀，不管心底有多黯淡。」
難怪那陣子友人問候近況，她統一回答：「人生快被搾乾。」
疫情與人情 同行是否得個講字？
「搾乾」的狀況持續數月，疫情忽爾來襲，中心決定於三月閉關。精力耗盡的她巴不得舉腳贊成，她覺得，反正每星期的活動都一樣，而且屬於千篇一律的非緊急服務，對老人影響應該不大，隔離可能對他們身體更好。
社工在家工作，老人被困四面牆。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及抑鬱症的七十二歲婆婆，平日打扮風騷，愛逗人歡喜，還會參與賣旗活動和跳扇舞。兩星期後，中心重開，以往活得精采的她頭上添了片烏雲，整個人慵懶地倚在牆上，問她任何問題，嘴唇只懂囁嚅「我是誰」、「我在哪裏」，握拐杖的手不住顫抖，連首飾也懶戴。原來她留在家中，晝夜只看電視，滿腦子負面消息，卻苦無傾訴對象，情緒壓抑得大爆發。
阿詩從沒想過，短短兩個星期，足以令一個神采飛揚的老人變得枯槁。回憶此事，她作勢自打嘴巴，瞪大眼睛自嘲道：「當時我對每天陪老人穿珠仔陪到麻木，一心覺得自己是個冗員，大環境更需要人手。但原來每件小事都超級重要，老人家隨着年歲增長，身體機能跌得很快，加上疫症令他們與現實抽離，短短幾天就手腳難以自控，腦海一片渾沌。陪伴，是作為社工的責任。」
不過責任能否履行，有時還是身不由己。
阿詩曾接觸一名黃昏症候羣婆婆，在天色變暗後會嚴重焦躁、意識混亂，並四處遊蕩。婆婆個性孤僻高傲，追本溯源，終於坦白道出家庭心結。阿詩原定三月一日為最後一節見面，重整心路歷程，但當時疫情嚴峻，無法面對面開組，中心又以私隱為由，禁止學生跟案主電話聯絡。實習期緊急煞停，關係無疾而終。
「本來已因疫情失去幾節課，怎料最後連一聲再見也來不及說。」此事一直壓在她心頭，擔心不夠學分畢業是其次，重點是對個案感到愧疚。她明白，這是源於機構對實習社工的不信任，只是避免不必要的風險；但同時又質疑，機構最初只是找個較「可有可無」的個案，用完即棄。「好不容易才建立信任，最後卻抽身離開，任老人家獨自將傷口攤在面前潰爛，很不負責任。」她愈說愈激動：「我們常常強調同行，難道當走到半路，突然飛出一塊頑石，就要一走了之？前方的路，難道不需要人陪她開墾？」
導師幾個月前那席話，頃刻重現腦海。她始醒覺，自己面對的服務對象也是弱勢，留在長者中心，其實就是在幫助有需要的人，與弱勢同行。
靠近孤島的小舟
實習期的遺憾，堅定了阿詩投身安老服務的決心。她想起自己健談的爺爺，中風後入住安老院，裏面的人動輒罵他。爺爺人變寡言，心理影響生理，不久後過世。她內心翻騰：「為何人步入晚年就沒有尊嚴？現實不堪，但或可憑着一腔熱血做到少少改變。」
上月初，她正式進駐政府資助院舍，成為安老院社工。身邊人都訝異，覺得安老院環境黑暗，充滿負能量，但她堅持人棄我取：「大家都想看到在社區散發正能量的老人，難道其他人就不存在嗎？他們內心住了個受傷的小孩，值得關心。」
院舍分為上下兩層，共兩個社工，她負責的樓層有八間房，每間房四個長者，共三十二人。當中有部分長者頭腦清醒，行動自如；有些是肢體殘障，但踴躍參與社交活動；更多的是認知功能完全退化，在牀上靠人餵飯度日。她指，照顧員只做日常護理，而長者三餐作息又被限制，日落前準時上牀，若缺少社交接觸，就像一座座沉寂的孤島。
阿詩希望，自己能成為泊岸的小舟。
一名患有中度認知障礙症及精神分裂症的婆婆，對身邊事尤其敏感。本來阿詩擔心無從入手，但透過每日以敍事治療攀談，解構生命故事，慢慢建立起關係。婆婆對旁人懷有敵意，唯獨會喚她的名字，卸下心防分享舊事。就在婆婆開始跟她交心時，她放了四日假。長者多變，一日不見，有人抓得破皮流血，有人不願吃藥，有人突發送院死亡。四日後歸來，婆婆已不認得她，一臉厭惡地大呼「救命」和「死開」，質問是否想傷害她。
「被遺棄數天，又沒社交活動，每天睜開眼都被不安感包圍，忽然有人對她笑騎騎，自然感覺被威脅。」信任的小船翻沉了，得花幾倍時間重新啟航。她苦笑：「今天是我重新認識她的第六日，繼續向她請安，她沒大罵，只是別過臉用鼻孔哼的一聲噴氣，已算莫大進步了。」
無助和內疚湧上心頭，卻令她更確定自己須謹守社工崗位。怎樣的崗位？「以人為本，做老人家發聲的橋樑。我的專業就是思考怎樣令他有尊嚴地生活，而不只是生存，要在乎他們感受和需要。」
與家人聯繫，大抵是老人在疫情下的最大需要。疫情緩和時，他們到探訪區與家人隔着玻璃相見，解相思之愁。限聚令下，不懂電子科技的老人只能回味舊照，自說自話；長者看電視要爭櫈仔，院舍提供的收音機，他們又不感興趣，只望與活生生的人相處。
七月下旬，第三波疫情爆發，院舍封院自保，將探訪搬到線上。這天，阿詩為老人安排視像通話，屏幕上是兒孫的臉。笑聲本是一室之光，但傳到對面牀上的獨身婆婆耳邊，她暴躁地拍案大罵：「嘈死人了！他們對你好都是假的！」阿詩明白她見畫面溫馨，對照自己的孤獨，心中不是味兒，於是邀請她入鏡談天。聊着聊着，婆婆氣鼓鼓的臉逐漸放鬆，像孩子般對着屏幕露出缺牙的笑容，化解了吵架危機，也照亮了她心靈上的角落。
一個人 但又不是一個人
「平時你不會無端了解一個人，但社工讓我真切地認識人，和她一起發掘可能性，讓她明白自己是一個人（Individual），但絕對不是一個人（Alone）。」她回想，自己原本修讀城市研究，只有課餘時間投入社區服務，如組織基層墟市、收集難民故事。「我發現自己不會因為一棟樓、一棵樹而快樂，但我關注人文議題，喜歡擔當聆聽者的角色。」
為了親身幫助人，她在大學三年級抽離所有熟悉的人事，隻身跳進社工系這個未知的黑洞。如今轉眼踏出學院，投身職場，她坦承理論和實踐總有距離，但背後的價值永遠學以致用。譬如，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指長者身體機能退化後，仍可擁有興趣，多參與和貢獻社會，才活得精采。這不斷提醒她，老人家都是人，而非被勞工市場踢走的產物。院舍裏面住了很多長期病患，有些認為中招死亡是種解脫，反而是她擔心一旦羣組爆發，長者要撤離院舍，未必可承受舟車勞動，更心痛活生生的人，終將化為一串冷冰冰的數字。
多愁善感的她形容自己為「脆弱社工」，她會因小事覺得難受，不斷自我質疑。訪問期間，阿詩不時開懷大笑，又模仿老人的腔調，說起碰過的釘子又嘆氣連連，言談間常提到「好想做到」某些事。畢業前，實習導師也說她性子急，一接收了案主情緒，就會去幫忙，期望成果馬上出現。
但成果不是立竿見影的，所以更要艱苦經營。
她也知道，空有熱誠是不夠的，也要夠耐性和堅持。一入行即遇上疫情，基金和活動一併取消，看來沒有發揮作用的空間。但她轉念一想，不用追數和開小組，正好讓她騰出時間，與老人慢慢建立關係。「當老伯醒來記得自己的名字，婆婆在走廊另一端主動打招呼，向我打開心扉傾訴傷痛，就發現未必要有大成就，不經意的舉動也會make their day。」這些瑣碎事支撐着阿詩，讓她感受到自己很想做個好社工。
希望可以撐多久？她攤開手掌，聳聳肩灑脫地說：「我真的會用撐字形容，撐得幾遠得幾遠。學黎智英話齋，煮到埋嚟咪食囉。這一年我學到的是，最重要的是要付出真心，嘗試進入他們的世界，真誠地對待每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