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麗，出身草根，家中孻女，父母改名「小麗」。
1997年歌舞昇平，在炒股好過讀書的年代，劉小麗在中文大學讀社會學，畢業後在學院繼續鑽研社會學理論。研讀間，她見證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遊行，董建華其後腳痛下台。曾蔭權上台三年，她在2010年讀完博士，走出圖書館，回望過去，香港已回歸了十三年。
由中大轉職至理工大學，劉小麗說學院給她很大自由度。她喜歡學生叫她做「小麗」，「劉博士」可免則免。「我無打算升職，亦無博士的氣場。」她說。
坐監我有點怕
三年前小麗與學生成立「九十後青年自決」，與學生走最前線，反對東北發展；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在旺角山東街辦「小麗民主教室」，運動過後一直堅持，至今舉辦了超過二百場公民教育。
今年農曆新年，小麗老師與小販一起賣魷魚被拘捕。在庭上她堅稱：「我有做，但無犯法」，與法官辯論，批評充公小販維生工具是惡法，最後她被罰款一千八百元。這種公民抗命引起港人再關注小販的權益，年初曾俊華提出美食車，公眾開始關注美食車的細節，在意政策能否給低下層有一個流動性的維生空間。
「我給學生功課很少，但每份功課好難。」
小麗老師給自己的習作一樣難。在社區摺起衫袖做演講，與學生在前線抗爭，與小販同行賭上前途，她是第一人。走出這一步，隨時面臨留案底，更有可能入獄。
「媽媽走了，家中只有爸爸，他很少操心，沒有太多顧慮，但我仍然是怕坐監的，荔枝角（拘留所）還可以，再遠一點（監獄）不好，聽聞有很多古怪事，我有點怕……」官司宣判前，髮及半肩的小麗向記者皺眉苦笑，似有心事。
我們真的盡了力嗎？
「我做大學生時，也三分鐘熱度，人到中年，覺得替社會帶來持續的改變是重要的。」雨傘之後，小麗依然在各區做社區教育，曾在中環被搶咪高峰，被大媽說「下賤」，她的絕招是：化戾氣為「食量」。別人都說雨傘運動後香港人充滿無力感，她說：「香港人習慣了很快收到成效，如果想像你追求的東西要一百年後實現，自己只是一口螺絲，你就不會有那麼大的無力感。」
小麗感受到，雨傘之後，社會上最氣餒的是學生。「坐了七十九天，年輕人，你真的盡力嗎？」她不斷反問學生，政策做諮詢時有沒有去諮詢會，有沒有抗爭，有沒有投票？
年初一衝突，有一種說法，小麗幫小販，間接為「暴亂」撥火。
「香港競爭力第一，工時最長，工資最低，剝削最深，勞工保障最低，依家堅尼系數0.53，有咩值得自豪？科學化分析，0.4至0.6是暴動邊緣，這種和平值得自豪嗎？當然，我不想見到有人受傷流血。」小麗說，年輕人面對國際化、中國化的社會，向上流力低，他們感到被遺棄，社會需要了解新一代躁動背後的原因。
高官不敢收一棵菜
老師跳出課室，走在社會衝突現場的最前沿。小麗到深水埗天光墟考察，見到小販好像做賊一樣，天光即走，有小販被罰超過一百次，一羣無律師的弱勢人士，在庭上無奈拋下一句：「我認罪。」這恍似無止境的輪迴。她問：「為生計做小販，何罪之有？誰在剝削小販的維生權？」
「知足者貧亦樂，這句話很動聽。社會上，有高有低，不緊要，但低的那個，不能九十度彎低身、毫無尊嚴地生活。」
小麗做拾荒婆婆做的事，入晚街市關門之際，在菜檔彎低腰拿起一棵被遺棄的爛菜，預留給出席全民退保諮詢會的林鄭月娥。在會場小麗大罵林鄭「講大話」，大罵學者「搬龍門」寫報告，正準備手執「爛菜」上前，已被四、五個保安攔住：她說：「呢棵爛菜無偷聽器，亦唔會有炸彈！」
最後，林鄭收到婆婆平日食的爛菜嗎？
「沒有，她走後門溜走了。」
抗爭與官司，不免令她在院校受壓。小麗依然在網上追擊林鄭月娥，大罵她「滿手沾血！」兩年來，收到用文字複製、一式一樣的海量投訴信。她說，幸好還有人支持她。
有一場退保諮詢在理工大學舉行，小麗當面指斥勞工局局長張建宗。當滿頭大汗的小麗離開時，守在大門的保安比她還要生氣：「你有無搞錯，小麗？點解鬧張建宗咁斯文？呢度係你主場呀！」
那年煙花「無眼睇」
1997年7月1日，煙花特別多。
海傍人頭湧湧，大街兩旁人羣揮動國旗，歡迎回歸和解放軍入城。那天晚上，剛大學畢業的劉小麗欲離開香港，但買不到機票，結果與同學入戲院看了一整天電影。走出戲院，黑漆漆的天空，維港上空煙花依然璀璨，她與同學低頭，「無眼睇」，逆人流而去。
「今日我做老師，都覺得眼冤啦。老實講，我不愛國的。」劉小麗說，忙於民間教室，已很少入戲院，最近看的是一齣電影是：《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