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曾說：「藉寫作來宣洩—於是其他人就會分擔我的記憶，讓他們記住，我就可以忘卻。」（Have it out by writing about it–so that others will share the burden of my memory that they will remember, that I might forget.）
在〈浮花浪蕊〉中，洛貞在赴日的船上回憶前塵往事，將事情都想了個遍，思緒才又回歸船上風景—一個四處飄泊的人遙望船外，方知渺小，前途就像眼前船小浪大，離別當前，細數半生才知往事俱輕。寫的是洛貞的故事，也是張愛玲的離開家國的路途感思。
PROFILE──何杏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文學士、哲學碩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系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所長。研究興趣包括中國現當代小說和戲劇、張愛玲研究、香港文學。著有《重探張愛玲：改編．翻譯．研究》、《香港話劇口述史(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合編)等。「中文文學創作獎」、「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香港書獎」評審。
然而〈浮花浪蕊〉在張愛玲作品中討論不多，縱有討論也多是批評，這部中篇小說卻反映了張愛玲對於移民的感受與晚年寫作的嘗試。出版多本關於張愛玲研究的專書的張愛玲學者何杏楓認為，〈浮花浪蕊〉其實可以說是張愛玲的女性自傳體小說。
「女主角脾氣很像我」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張愛玲與夏志清通信中提到〈浮花浪蕊〉「裏面是有好些自傳性材料，所以女主角脾氣很像我，長久不寫，總是cramped，放不開來」。何杏楓指，這其實是一部張愛玲將自身赴日經驗借給主角洛貞，再加入了別人故事寫作而成的自傳體小說。
「小說有一個『現時』的框架，即洛貞乘船的經歷，中間穿插了回憶，與有關艾軍的故事，最後構成了主要的部分。艾軍是洛貞姊姊的朋友，也是〈浮花浪蕊〉的英文前身版本”The Shanghai Loafer”中的懶漢。〈浮花浪蕊〉原以英文寫於一九五七年間。司馬新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張愛玲與賴雅》中也有提到，當時他所據的資料是賴雅的日記，但大家一直未看到原文，後經宋以朗的考證，方確定”The Shanghai Loafer”的中文改寫版本就是〈浮花浪蕊〉，小說中的艾軍，便是那個『上海懶漢』。張愛玲自己在一九八三年給宋淇的信中也提到：『講起〈上海懶漢〉原名，不過是為了表示本來只是一個人家的故事。』所謂『人家的故事』，便是別人的故事，亦即艾軍的故事。」何杏楓說道。
歸來方識歲寒人
〈浮花浪蕊〉既是浮花又是浪蕊，到底其意是什麼？何杏楓說，這四字能見於韓愈與蘇軾的詩句之中。韓愈的〈杏花〉中寫道：「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蘇軾〈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亦道：「浪蕊浮花不辨春，歸來方識歲寒人。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意思是浮浪花朵未能分辨春天，歲寒才明白自身皆虛幻；而於〈賀新郎．夏景〉一詞寫：「石榴花半開像紅巾疊簇，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解石榴花半開像紅巾疊簇，待桃杏等浮浪花朵落盡，它才會綻開與孤獨的美人為伍。
「〈浮花浪蕊〉寫的是女子的命運，篇名自然是指小說中的一眾女子，包括了女主角洛貞和她姊姊的朋友范妮等。宋以朗在《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裏，也提到這個詮釋的方向。另外一個詮釋是，小說中的女主角洛貞因一念之間搬嘴，而直接導致范妮離世，故『浪』有『浮浪』、『輕浮』、粗心大意的意思；如果結合蘇軾的詩詞典故來看，小說的標題也帶出了『幽獨』，這跟張愛玲離羣索居的孤高呼應。她的小說實驗未如通俗感傷的傳奇吸引讀者，但可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這個題目，同時亦有一種回頭才感覺一切虛幻的意思。」何杏楓說道。
日常生活的況味
張愛玲曾說：「我要寫書，每一本也不同……也許有些讀者不希望作家經常改變文風，They expect to read more what they enjoyed before，Marquand寫十幾年，始終一個方式，像自傳，但我學不到了。」
〈浮花浪蕊〉是張愛玲晚期創作的新嘗試，她排去了昔日注重故事情節的手法，把洛貞的回憶和苦悶卻又心安的船上生活合寫，刻意將結構打鬆打散，不再刻意經營張力情節，將之看成一次實驗，以光復昔日晚清時代的中國「社會小說」。何杏楓說，「社會小說」這詞早於一個世紀前已經出現，上溯到一九〇四年《新小說》第十二號的〈小說叢話〉專欄，刊登了一篇署名俠人的文章，文中提到《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
「張愛玲在〈談看書〉一文中，亦曾談及社會小說，她認為社會小說是「從《儒林外史》到《官場現形記》一脈相傳下來的，內容看上去都是紀實，結構本來也就鬆散，散漫到一個地步，連主題上的統一性也不要了。」社會小說中另有一種「社會言情小說」「格調較低」，這類小說多是長篇，事實不夠支撐，只好以創作的情節來補救，容易流於感傷和傳奇化：「因為故事集中，又是長篇，光靠一點事實不夠用，不得不用創作來補足。一創作就容易『三底門答爾』，傳奇化。」何杏楓說道。她認為，張愛玲推崇的是那種「灰撲撲的」、具有「日常生活的況味」的「生活方式小說」（novel of manners）。
「張愛玲認為《海上花》是『生活方式小說』的代表，她在〈憶胡適之〉一文曾提到，這類小說的特點是：『極度經濟，讀着像劇本，只有對白與少量動作。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迹，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何杏楓說，張愛玲上承了以《海上花》為代表的「生活方式小說」的寫法，作品中側重暗寫、白描和「灰撲撲的生活的質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張愛玲提到：「我喜歡素樸，可是我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的素樸的底子。」
晚年張愛玲在外地獨自翻譯起《海上花》來。何杏楓道，張愛玲後來在〈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中曾感慨中國小說的「薪傳」「中斷過不止一次」，第一次是《紅樓夢》這個高峰後無以為繼，一百年後出了《海上花》，但讀者已習慣了看通俗小說，追求淺白的傳奇和感傷，故無法讀懂《海上花》。
「〈浮花浪蕊〉最後也因淡然和散漫，未得到讀者以至論者的接受，而這篇小說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正正是在其展現了素樸的『生活的質地』。小說中，她寫范妮兩個女兒的衣著，便側寫了范家的教養方式和經濟情況，甚具人情小說的功架，而寫船上的『真空管的生活』和難吃的食物，亦很細緻。〈浮花浪蕊〉這種結合『現時』時間框架和淡然散漫的回憶碎片而構成的小說在張愛玲之前的作品中固然未見，而後來其他作家的作品亦未有着意經營這篇小說裏那種『生活方式小說』的寫法。」何杏楓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