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衞生組織數據顯示，每年約有20%青少年患有某種形式的精神疾病，自殺已成為青少年第三大死因。
外國研究顯示，有一半精神病患者的首次症狀出現在14歲之前，四分三個案20歲之前病發。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葉錦成教授近期完成《香港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現況和隱憂》研究，顯示青少年心理健康有日益惡化的傾向，以不良自我（Bad me）所引發的憂鬱情緒、不良其他人（Bad other）所引發的反社會行為及逃避自我（Not me）所引致的沉溺行為及精神分裂，都有日趨嚴重的傾向。
該份研究指出，香港的教育和學校環境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可來自三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中「萬官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注重考試、評估的考核文化；現代社會中適者生存、勝者為王的風氣。合在一起，對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以下影響：一、單一發展、忽略全人；二、功利；三、敵我分明、缺乏互信；四、失敗感。
葉錦成呼籲，教育應該珍視人與人的關係。當學生遇到情緒問題，學校和社工往往針對「事件」進行危機處理，而忽略了「人」。
處理源頭，擁抱生命，才是關鍵。
在這個手機不離手的時代，大家習慣了網絡世界的虛擬親密，結果青少年更難與人建立面對面的親密關係。他指出，過去，在青少年的成長中，老師具有重要的榜樣角色，現行教育制度扼殺了師生關係 ，學生沒有太多機會和老師相處。教育並非以人為本，而是以制度為本，因為學校忙於證明自己有做事，正是管理主義的風氣扼殺了對人的信任。
老師淪為行政事務員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調查顯示，超過七成四受訪青少年視老師為學習榜樣。學生認為好老師的最重要條件是懂得教導、關懷學生及有幽默感。
對大多數教師來說，行政工作膨脹，壓迫了教學以及與學生相處的空間。除了壓力大，工作滿足感下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10年曾公布「教師工作調查」：四成以上教師在學年內須承擔80項以上工作，更有約四分一的教師承擔的工作項目達100項以上。教師每周工作時數平均在 60小時或以上。
教協秘書田方澤認為，目前這些數字相信是有增無減。他說，除了正常的教學工作，連課外活動也有「交數」壓力，因要應付教育局的「發展多元智能」。而行政工作瑣碎得難以想像：廚餘回收、環保燈更換、花圃設計、廁所維修等開會招標，教學課程「一帶一路」，iPad教學、拍片做電子教材，出份卷也要寫報告……「學校架構有如上市公司一樣複雜，教師工作異化為處理文件的專業。」
田方澤中學任職通識及輔導老師，一臉憔悴。坦言深感兩難的苦惱，想多陪學生，卻又因行政工作太困身，休息都不足，沒時間沒精力……「新高中逼學生留到中六去應對與自己無關的大學前程，即使大學畢業，又有出路嗎？接觸到社會現實，買樓是唯一出路嗎？」
身為年輕教師，他也感到困惑。
教協副會長、三十年教學經驗的資深輔導老師黃克廉指出，老師原本有不同類型，有的關注學業、成績，有的會注重心靈培育、道德操守。但教改之後，有大量新政策在短時間內出台，例如新高中學制、課程改革、自評外評、系統評估、教學語言、融合教育、校本評估、校本管理等，人人疲於奔命，老師淪為「問責」氣氛下的行政事務員，不再是教育工作者；被迫成為只關注成績的督導者，而非人生導師。
「要令學生心靈健康發展， 學校不缺乏活動，而是缺乏空間。」他直斥教育局不僅沒有幫助學校，還經常逐科逐組會見，簡直是「擾民」。各種教學、考評事項和撥款解說會，一年大概五十次。學校一年進行超過十次招標，例如器材保安、購置電腦、審批招標、校內維修等等也要老師負責。「校本管理」學校要準備各種計劃書、報告書，及各類學生活動的記錄。
帶學生外遊，要事先策劃，事後分享。畢業前學校要備妥每個學生的履歷，老師要記錄在學期間參與過的活動……
他深深感慨，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太少，因此全民過分看重競爭與考試，工廠式的教育模式製造了大量「失敗者」。「三分之二的人拿不到入大學資格，而其中三分一的人更連入讀副學士學位的資格也沒有。」 當青少年被逼上絕路，政府、家長和學校都必須醒覺， 不能只是小修小補，必須增加政府資助的學位、增加文化藝術社會科類的學位，增加出路選擇，拓寬學生的前路，這樣才能徹底改變狹隘的考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