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有時可以幫助人，有時卻可以傷害人。假如我們發現，程序傷害了公義，製造了不必要的傷害，程序當然可以改變。程序不是為了程序而存在，而是為了保障人的權益而存在。
法醫馬宣立：不報警就不能驗傷取證？
「點解一定要報咗警先？」前首席法醫官馬宣立不忿地說。「點解一定要報咗警，法醫先肯幫受害者驗傷取證？」馬宣立 1982 年加入法醫科之時，已經開始問這個問題。三十多年來，他一直幫助性侵犯受害者爭取權益，又被稱為風雨蘭之父。
取證的黃金時間，是事後的七十二小時，但是受害者未必可以在短時間內決定是否報警。問題是，法醫一向只處理警方轉介的個案，不報警就無法取證，將來決定提告，受害者就少了一項有力證據。「法醫是屬於衞生署的部門，並無法例規定法醫科只處理警方轉介的案件。做開，不等於不可以改變。」
在八十年代，強姦案受害者想求助，只能報警。風雨蘭在2000年成立之後，香港才有第一個性暴力危機中心，在受害者最徬徨無助的時候，帶着她們走過一個又一個關卡。假如當事人決定報警，風雨蘭社工會致電法醫幫忙取證，但是法醫不會處方事後避孕藥，也不會負責性病檢查。雖然性侵犯受害者患上性病的機率不高，接受檢查的最重要目的是穩定受害者的情緒。「我明白法醫部門沒有門診跟進化驗報告，但是部門為什麼不考慮提供這項服務？」結果，受害者需要另外前往急症室求助。「為何要受害者看兩個醫生？根本就不合理。」馬宣立說。
急證室醫生取證只需三棉花棒
性侵犯受害者需要醫生花較多時間照顧情緒和取證，繁忙的急症室並非一個最適合的地方。只是因為強姦案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發生，香港唯一提供廿四小時醫療服務的地方，就只有急症室。馬宣立其實十分同情醫生的工作量，「但是既然目前是由急症室負責，為什麼不可以同時處理取證的部分？」取證只需要三枝棉花棒，在外陰、內陰和陰道取證，一個受過訓練的醫生不可能不懂得處理。「急症室可以替打架、車禍的傷者驗傷，為何就是不做強姦案？」
馬宣立更提議，香港可以參考美國，培訓專門處理性暴力受害者的法醫護士（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iners）。護士除了負責取證，照顧病人情緒，還可以出庭作證。此舉一來有助減輕醫生的工作量，二來可以培訓專業的前線人員。
風雨蘭早於2005年就建議設立一站式處理程序，在醫院內設立危機中心。可惜，政府當年拒絕建議，反要求醫管局安排六間不同醫院的急症室，負責處理性侵犯個案。
過去十七年，風雨蘭接獲的強姦個案之中，只有一千三百一十宗個案曾報警，平均每年不到一百宗。「每間醫院一年只是處理二十宗個案，前線缺乏經驗，做法一定不夠專業。」馬宣立認為，任何一間醫院，或者一個醫療部門（法醫、急症或婦科）願意負責的話，一年一百宗個案的工作量並不多。「一般醫院的門診，兩個星期都睇幾百個症。」
爭取的只是一點人性和一點常識
面對繁複的司法程序，一向是受害者不願報案的原因。馬宣立曾經向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竟成提議，參考美國做法，在警隊成立專責部門，處理性侵、家暴、虐兒的個案，相關人員受過專業訓練，較易與受害者溝通。不過「一哥」的第一反應就是「唔得，因為同事無法升職。」馬宣立雖然理解，但是他認為不是所有人都渴望不斷升職。「有些人升到某個位的時候，可能願意停下來，做一些更有使命感的工作。」
雖說近年報案的經驗都尚算正面，但是馬宣立認為警方還有更多改善空間。例如警方可以前往危機中心落口供，不用受害者四處奔走。風雨蘭曾經按警方的口供室建設要求，在機構的危機中心興建一模一樣的房間，但是警方始終不肯使用。馬宣立又曾經提議，由他為暫未報警的受害者取證，交由風雨蘭用保密袋放在雪櫃保管。「警方都未坐低傾過就話唔得，說會被辯方質疑。為什麼不可以傾到得為止？」
三十多年一直為性侵犯受害者奔走，馬宣立並不認為自己做了什麼大事。「其實我講的都是common sense，只是要一人行多一步，制度才可以更有人性。」
「性侵犯是最難打的案件。」刑事大律師Oliver Davies說，他有二十年經驗，曾擔任約二十多宗強姦及非禮個案被告的辯護律師。
在越過重重報警程序後，香港案件一旦檢控，普遍定罪率為八成，唯獨強暴定罪率為六成。
黃瑞紅大律師任職風雨蘭顧問多年，她解釋，性侵犯個案之所以難打，爭拗點就在同意（consent）與否──這是令受害人自我怪責的主因。現時《刑事罪行條例》並無同意一詞的定義，在庭上幾乎龍門任搬。
Oliver Davies指出，強暴案是證供對證供（words against words）的案件，黃瑞紅亦指幾乎沒有第三方獨立證人可以證明二人同意與否，即使受害人在七十二小時內報案，進行法醫檢驗有傷痕也只能證明有性行為，不能證明同意或者不同意。她認為，現時有報案的案件可能只是十分之一，另一方面，亦同意強姦是容易出現誣告的案件。她指出刑事法律講意圖，「只要被告人相信對方同意，而且可以令法官同陪審團相信，他真心不知道對方不同意，就會打得甩。」
她以「清單（checklist）」比喻，想像有ABCDEF，「如果受害人有做ABC，但無做DEF，就會想是不是自己責任」，又有案例是DEF，變相重點受害人要努力證明自己有傳達不同意，而且法例對同意沒有準則，陪審團和法官的判斷遭社會文化上約定俗成影響，會助長、幫助辯護律師影響法庭判斷。「同意」變得很主觀，「不同意」很容易被辯解為「欲拒還迎」。「這類模糊問題，將責任轉移到受害人身上。」
保護不足 上庭指證反再受辱
另外，辯方律師往往為盤問證人，使出渾身解數，試過有律師在庭上披露受害人姓名、電話號碼、住址等資料，令受害人情緒崩潰，不能理性而清晰地給證供。「有時當時所穿的內衣褲會在庭上被陪審團傳閱」，Oliver形容為「侮辱性」過程。
數年前，辯方律師仍然可以盤問受害人的性經驗，現在已被禁止。法改會亦曾建議，將「無同意」等於「不能獨立地，自願地」（independent and voluntary）同意，「如果辯方證明不到有同意，就等同（受害人）不同意」——即是將解釋責任重新歸於被告，她認為這是最恰當的做法。
現時的強姦定義是1957 年訂立的，法改會的《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諮詢文件曾指出，法例對強暴定義狹窄，即是陽具有否插入陰道。現時亦沒有女性強姦男性的罪行，或者其他侵犯方式，如肛門及口腔。黃瑞紅認為法例落後，現時有許多荒謬案例，造成受害人的二次傷害。
現時只有兩種性罪行，強姦和猥褻侵犯（即非禮），跟性無關的襲擊則是普通襲擊。「一旦證明不到陽具插入陰道之後，沒有相對應的罪行去處理中間嚴重性相差無幾的性侵行為，」例如口交、性虐待等等，「一落入非禮，另一罪行的名目下，就判得好輕，毋須坐監，判社會服務令。最高判刑及罪行的名目，已經是對那些受害人一種傷害，罪行亦”address” 不到受害人所受的傷害。」亦成為許多人不去報案的原因。
為了避免二次傷害，風雨蘭經過五年終爭取到受害人上庭有屏風，並且須由警方主動提出，但沒有法律改革，黃瑞紅指這些措拖只是「小修小補」。
法改會早已決定就《性罪行條例草案》發表四期報告，2012年起每五年一期，最遲2032年完成。「其實每一期報告都是獨立的，已經可以修改法例，如果政府認真處理對待，就應該第一份建議已經可以修例。」她慨嘆，智障人士及小孩，更只有非法性交一選擇，不會有同意與否，一旦無法證明性交，即落入非禮，假若早引入「傳聞證據」（註：被告以外之人在法院審判以外的陳述），兩年前「康橋之家」弱智女受害人不能作供、律政司撤控一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權力傾斜 社會上的無形緊箍咒
除此之外，性騷擾並不屬於由律政司提出檢控的刑事案件，提民事訴訟需要先經平機會或自行聘請律師。性騷擾多在職場或學校發生，許多時牽涉到權力不平等問題。如果上級是施暴者，一來受害人未必懂得在事發時已記錄證據，二來證據有可能在公司內，受有權力的人規管，受害人更可能因為投訴而丟掉工作。
熟人性侵，親友壓力是另一因素。Oliver曾經遇過一宗案件，指控繼父性侵的年幼女童，提告之後在庭上不發一言，最後改口說「什麼也沒有發生」。他懷疑當事人是因家庭壓力而放棄。
司法制度中，疑犯得直後受害人不能上訴，而被告罪成則可以不斷上訴。壓力無疑落在受害人身上。黃瑞紅指出，法例以外更需要教育，即使香港早於2004年通過婚內強暴法例，但很多人對此仍然一無所知。
風雨蘭冀改變社會文化
在風雨蘭工作二十年的負責人王秀容認為，爭取一站式處理程序及服務，以受害人為中心，令受害人不用多次重複經歷，就是保護受害人的重點。風雨蘭重視過程，不一定要「將犯人打到落花流水」，而是減少奔走，「所有法醫、警察、心理輔導都集中一起，可以取證先慢慢決定報警，過程中得到正面對待，這就是程序公義，這也是公義過程。」她解釋，許多受害人有二次創傷，是因被質疑令她覺得事件是自己的錯。「不是想犯人說對不起，而是改變文化，不要再怪責受害人。」
社署由2007年起，推出處理性暴力個案的廿四小時「一站式」服務，根據警方記錄，在2017年發生五十六宗的強姦案中，只有四宗透過社署「一站式」服務同時提供醫療服務、法醫檢驗及錄取口供。相對而言，風雨蘭在威爾斯親王醫院中的危機中心共接獲一百多宗案。王秀容比較兩者成效時指出，社署在醫院急症室內設一站式服務，空間不足，沒有房間錄取口供，而風雨蘭的危機中心設在威院旁，「較為清靜和有安全感」。一點小差異，就是大不同，她期望政府可以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