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的興盛，為女工羣體在信息時代自我賦權帶來了可能性。「尖椒部落」是中國大陸唯一女工權益與生活資訊平台，透過網站、QQ空間、微信和微博等所有社交媒體來放大女工的聲音。
周末，在深圳一個文創區路邊，孫珏嫻熟地跳上了一部電單車，駛向廠房改造而成的工作室。她背上背着三張瑜伽墊─這個星期要和員工一起做瑜伽。
她在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擔任講師，近年卻成了往返深港的「兩棲人」，與深圳團隊一起教女工跳舞、邀請女工看電影、鼓勵女工反家暴……
中國工人，對孫珏來說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她生長於上海，很多親戚都是工人，「下崗」曾是九十年代國企工人的集體經驗。在香港落地生根後，關於工人的議題，似乎從生活中淡出。其實不然。2010年，十多名富士康工人以跳樓來終結絕望的生活，孫珏內心受到很大的震盪，「真的應該做點什麼。」那一年，在自由媒體人阮行恩的感召下，她加入為基層女工賦權的「半邊天公益」。
看不見的人
「在中國龐雜的勞動人口中，新生代農民工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力軍，而女工，一直站在產業的最前線卻普遍失語。不公平的社會政策、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以及父權文化，導致女性打工者長期處於比男性更加弱勢的位置。」 她們先利用新媒體讓女工「被看見」：邀請全國各地女工面對住鏡頭說出新年心願、
為女工歌手拍MV、游說電視台播放反家暴公益短片……「希望社會明白婦女權益即是人權，人生而平等，同時鼓勵女工認識到自己是獨特的個體，需要被社會正視和重視。」
孫珏記得，最初走近女工羣體會感到緊張。六年前，一位女工在分享會後跑去服裝批發市場買東西去了，然後興高采烈地把戰利品攤出來給她看，說：「你猜猜這四件衣服花了多少錢？」
「我看她這麼得意洋洋的，心想肯定是買到了便宜貨。於是我說，四件一百塊吧！」
女工立馬大叫：「哪裏有這麼貴！十塊一件啊！」
「那個時候深刻感受到我和她之間的距離。我感到不安。」那時她很忐忑：自己並非草根出身，能否真正融入她們？
這幾年定期去工廠區做外展，近距離去認識她們，「要不斷打破自己對女工的各種刻板印象。」後來更加清晰自己的角色不是教育者，也不會刻意奉承，平等的視角其實才是恰如其份的。現在她走在女工羣體中，感覺愈來愈自如。
顛覆刻板印象
實際上，新時代的女工普遍擁有初中或以上學歷，習慣用網路社交和尋找信息，很容易與社會接軌。她們渴望擺脫被認為是廉價、卑微的流水線工作，獲得更多自由、平等和尊重，為自己作主。中國有數不清的女性網站，但受眾都以高收入和高學歷的城市女性為主，適合底層女性的信息資源嚴重缺乏。
2014年，資訊平台尖椒部落誕生了，靈感來自香港學者潘毅在《中國女工》（簡稱）中曾描述過女工的半夜尖叫和夢魘。孫珏解釋道：「尖叫，可以在噩夢邊緣喚醒自我，是刺破黑暗的力量。這種反抗雖然微
不足道，但卻非常真實。尖椒（尖叫的諧音），這種獨一無二的辣也可以顛覆社會對女工的刻板印象。用『部落』而不是網絡，也是為了能更接近年輕的女工羣體。」
「每天重複着無聊的打工生活，你注意到自己的情緒變化了嗎？」「尖椒」最近徵集工友自拍的鬼臉照片，提倡給生活一點幽默。考慮到女工終日埋頭工作周末加班，沒有機會去認識自己的生活，「舌尖上的廠區」活動則希望讓工友多留心周邊的環境。
「大姨媽」來了，「痛經假」的落實又在哪呢？女工拉拉在生產線「出櫃」了，換來的只是令人尷尬的沉默；不屬於女人的「公」共空間─無所不在的性騷擾；女工購物被騙，如何機智地向騙子要回自己的血
汗錢？反「剩女」污名的行動大快人心，但「剩女」這個羣體會被「精英女性」羣體代言……
這些選題，都是為女工度身訂造。
「女工掙扎求生的經歷、失望與期望並存的日復一日、充滿疑慮與不安的歲月，這一切都並非虛構，而是不容他人扭曲的真實存在，也是微小而頑強的女工最珍貴的個人歷史。她們錯綜複雜的情感，你我都有。就在生活的細微之處我們和女工彼此聯結，找回力量。」
她坦言，在女工賦權工作中，不得不面對內地日趨艱難的NGO生存環境。但最大的挑戰，還是如何走近女工：「一定要在她們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議題，融入她們的語言體系，內容應該是她們喜聞樂見的；關於權
益和性別平等的貼心話，同時鼓勵女工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必須經常跟女工們在線上互動，讓女工直接反饋哪些文章不好看，哪些寫得不夠明白，問她們最近為哪些東西着迷……
對抗命運
「尖椒」辦公室與人分租，在多人共用的辦公桌上，最顯眼的便是零食收納箱，長期存貨豐富。相信是為了激盪腦力，讓大家更有創造力。一隻貓冷不防跳到桌上，間中帶來嬉笑的小插曲。
孫珏強調，團隊為弱勢女工發聲，自身的權益亦要受到保障才行。這裏是八小時工作制，周末不加班，周日若有需要外出活動，就申請調休，還有開創性的痛經假呢！
誰說她和我們沒有關係？
「外界認為女工有三四千工資很不錯，但是沒有想過她們都是透過加班才獲得，底薪非常低……」廖瑜琳是一名新聞系大學生。在她眼中，新生代女工和大學生沒有差異，大家都愛追劇。只是她接觸到的女工對知識的渴求更大，很願意學習。
團隊裏有兩個曾經是在流水線上的女工。十九歲的陳雅清來自南京，高中畢業後做過電子廠的手機質檢員、美容護理員和地鐵安檢員。她感嘆，很多拉拉（女同性戀）女工還是會找人結婚，因為非常弱勢，害怕社會和旁人的眼光，大部分沒有勇氣「出櫃」。回家過年，自身是拉拉的她，會被家人逼去相親，
「感到很煩」。「自從做公益組織，自己對女工身份認同感更強一些。」
2010年佛山本田工人罷工，勞資雙方通過談判簽署了提高工人工資待遇的集體合同，迫使日方老闆大幅加薪33%，這被視為是中國勞資關系轉型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基層勞動者權利意識的覺醒。當時十九歲的女工李曉娟是領導者之一，也是工人談判代表。「工人做得不開心就會轉工作，但其實透過自己的
力量可以改變現狀。」後來，她被大學錄取，輾轉到NGO工作。「我沒有感到慶幸，因為我的內心還是女工。製造業女工工時長，工資低，接觸有害有毒物質、家庭分離、被拖欠工資的情況，似乎愈來愈普遍……」她曾經在流水線上分零件，被禁止交談、被限制上廁所，那些場景歷歷在目。雖說對改善勞工福利仍然有很大的熱情，可是，因為初為人妻，她決定要隨丈夫到貴州定居。
人才流失，正是內地許多NGO共同的困境。而出嫁從夫的命運，即使對走出流水線的女工領袖來說，也難以擺脫。
無處不在的身影
女工議題不容易獲得大眾支持，被視為不「埋身」，甚至有人會質疑，中國大陸的女工，跟香港有什麼關係呢？
孫珏動情地說：「我們的衣食住行處處都有中國女工製造的痕迹。她們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生產系統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女工當中，有上了《時代周刊》封面的iPhone女孩─憤然從樓頂躍下的田玉；毫無懼色地跪着討薪的大姐；在罷工中意外流產的女工；在製衣廠日復一日熨吊帶裙的女工詩人鄔霞；在電子廠上班的千里走單騎的小雁……對於這些女工，絕大多數『中國製造』的產品消費者一輩子都不會知道她們姓啥名誰，但她們都是真實的存在，是需要我們正視的歷史，她們和我們的生命，因為一部手機、一副耳機或者一件吊帶衫，而纏繞在一起……」
文章選自《明周》2476期封面故事《我是女工》。
本專題獲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 「2017年度卓越新聞獎」之「榮譽卓越女性議題報導獎」」(Honorable M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