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八歲的丁麗是工友心目中的「知音人」。她上過TED演講，面對媒體從容自若。看她帶女工小組活動，非批判性聆聽、同理心的角色轉換，一份天生的敏銳堪比專業社工。「其實我以前很害羞，不敢看人，聲音很小。」
丁麗自幼喜歡讀書，因哥哥弟弟要唸書家裏缺錢，十四歲就開始在蘭州家鄉打工，負責做輸液器的管子，拿到第一份工資，她給父親買了件棉襖。
2004年，十六歲的丁麗進了深圳龍崗區橫崗一間文具廠，這家港資公司的純軍事化管理令她至今仍心生恐懼：
工作十二個小時，每月工資只得七百元，每天沒有達到指定的產量就要義務加班；吃飯洗澡都被監視，有個小女孩未把飯吃完被看管飯堂的老頭當眾打了一巴掌；洗澡的地方會有人專門盯着你看有沒有浪費水。宿舍的蚊帳和櫃子都是統一的，自己的衣服不允許掛出來，否則罰五到五十元不等⋯⋯「我好多次走錯了宿舍，只好靠與眾不同的拖鞋來辨認！」
「我不想變成機器，不想變成一個零件。」她說，有一次，望着流水線不停地流動，她真真切切地覺得自己有價值。「我的手特別快，把所有橡皮擦、圓規和間尺等等準確無誤地放入了快速流動中的盒子裏。」
離開嚴苛的文具廠後，她到了一家工資更低的電子廠，只因聽說那廠有圖書室。她利用公餘時間，幾乎將圖書室的所有書看完。一次偶然的機遇，她接觸到一間勞工公益組織，開始加入文學小組寫工人故事，又做義工去醫院探訪工傷工友。當時見到的場景令她震驚：
「工友多到塞滿了走廊，聽到很多人自責：『我很對不起老闆，是我不好，不小心才受傷的。』少了手指或者斷了手臂，都看得見，但是職業病卻是一個隱形的殺手。原來很多做鞋子、珠寶和手機的女孩都得了職業病，我們今天用到的很多東西，背後都是工人用生命換來的。」
十八歲那年，丁麗被公益機構「螢火蟲」錄取為正式員工。她獨立帶「姐妹小組」，十個人中有六個因為自己是女孩而被父母送給別人養。「工廠妹」、「打工妹」和「民工」這些稱呼令她感到刺耳。「有很多學者專家都在研究我們，然後來定義我們，其實我們不喜歡被代言。女工要自己為自己開口。」
女工最牛
「誰說女子不能牛！」幾年前，丁麗和團隊舉辦了「十大最牛女工」選舉，找出了一批頂天立地的女工：
「最牛刺繡」女工胡尚瓊因職業性苯中毒而重病纏身，住院的日子專研十字繡，最大的作品高達兩米。「最牛的騎單車」女工何曉雁曾在春節期間獨自一人騎車回鄉，全程五百多公里，歷時三天。「最牛勾拖鞋」女工汪腊花一小時飛針走線便能勾出一對精緻溫馨的厚底拖鞋。「最牛打官司」女工宋梅先從完全不懂「仲裁」是什麼到自擬文書自己開庭，兩個官司六次開庭，知法懂法，以法維權。「最牛洗車」女工李新春一天洗八十輛車，白天為別人洗車，夜晚為家人洗衣，還抽空去學習製作視頻⋯⋯
丁麗還策劃過「100個女工勇敢的宣言」，站在工廠門口邀請她們以「我敢⋯⋯」為題，寫出自身認為敢於突破枷鎖的行為，並收集一百個女工的自拍照。「我敢拒絕老闆不合理的要求」、「我敢婚姻自主」、「我敢叫我老公做結紮手術」、「我敢讓老公做家務和帶孩子」、「我敢反擊性騷擾」、「我敢拒絕加班」⋯⋯答案令她興奮。
「我們要尊重工人」常常只是一句口號。「真正的平等還應該有分配制度的平等：同城待遇、養老、住房、醫療、小孩同等教育。現實上卻用學歷和戶籍將人劃分！」她已為人母，對於孩子教育受到不公平待遇，有切膚之痛。
她希望孩子在身邊。因為學歷低，沒有辦法拿到深圳戶口，兒子可可上幼稚園，一個學期就要花七千元人民幣。「負擔很重」，明年讀小學「非常頭痛」，因沒有深圳戶口，進公立學校要很多證件：《結婚證》、《准生證》、《流動人口婚育證明》、《租賃合同》、《勞動保障卡》、《獨生子女證》⋯⋯就算證件夠了，附近學校三百個學位有兩千人報名，恐怕也會爭個頭崩額裂。
打工春晚 無限延播
2012年起，非牟利機構「北京工友之家」每年春節前，都會籌辦錄製《打工春晚》，邀請工人在舞台上用自創節目表達出心聲，逐漸凝聚為新工人文化的一個盛世。今年的打工春晚，「綠色薔薇」有三個節目獲選演出。為了參加《打工春晚》，女工們竭盡全力，所有公餘時間都用來練歌排舞。她們當中大部分人第一次去北京參加大型演出。準備赴京的九個女工，有四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因工廠不肯批假而選擇辭職。然而，春天已經過去了，這個拜年節目因種種原因至今仍未公開播放。
晚會錄製現場，演員袁立公開說「工人不要有怨氣」，此番言論激怒了工友。有人提出要從節目中剪掉袁立這番話。丁麗卻理直氣壯地說：「如果我們用同樣暴力的手段把我們不想聽到的聲音給剪掉，那我們和他們主流擁有話語權的人有什麼區別呢？」
從大明星口中說出「要感恩，要感謝老闆」之類的話，不絕於耳。丁麗感到忿忿不平，她為此撰文寫道：「城市經濟繁榮背後是工人流失的血汗。每種便利的生活環境和高科技的產品都是出自工人之手。再牛的設計師，再有錢的老闆，要是沒有工人日復一日地把自己變成機器幹活，這些想法創意根本不可能實現。所有人都知道名利雙收的蘋果手機老闆和代工廠富士康老闆，但鮮少人會知道和關心生產蘋果手機的工人有無工傷，家庭是否分離，幾代人打工一輩子後有沒有可能在城市買到一個廁所大的房子。這種情況下，還讓我們工人感恩？」
拒做「打工樣板戲」
丁麗告訴記者，一些導演或者攝影師想拍有關女工主題的作品，最後都說「女工的故事都太普通了，沒有特色」。他們所謂的有特色，往往是女工在底層過着枯燥的生活，但是最後通過個人的努力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丁麗拒絕這種被設計的女工主旋律。
「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獨一無二的啊，迎合大眾的口味可能是這些藝術家們的工作，但問題是為什麼一定要塑造成『你只要有夢想，只要靠個人努力奮鬥，就一定會幸福』的樣板戲？」
在勞工領域十年，丁麗坦言，愈來愈有種無力感。「女工說出自己的故事，又能改變些什麼呢？」看到很多工友的問題愛莫能助，她感到沮喪。「加班時有人幫忙照顧孩子、找不到工作時有個地方可以落腳、經受家暴時有地方可以躲避，這些似乎更實在。」儘管如此，苦於資源不足，「做什麼都有種綁手綁腳的感覺。」
文章選自《明周》2476期封面故事《我是女工》。
本專題獲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 「2017年度卓越新聞獎」之「榮譽卓越女性議題報導獎」」(Honorable M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