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人物】社運不老｜陳允中

四、從天星皇后到菜園村

陳允中認識了立法會功能組別的那一年，他和潘毅一起成立了「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找學生來參與，想培養年輕的社運組織者。可是純學生的組織流動性太強，「過完暑假就散了，一忙就消失」，很少人能留下來。一籌莫展之際，2006年一群「像外星人一樣突然冒出來」的年輕人衝出來保護天星碼頭。看到朱凱廸、陳景輝跳進碼頭工地，陳允中說，他「非常興奮」。

天星皇后讓陳允中看到機會。朱凱廸找到他，說人民參與沒有方法，希望他做一個參與規劃的工作坊。這群人，還包括葉寶琳、周思中、林輝等，被稱為「八十後」。「他們不是因為老師叫、做功課、或是沒事做去玩，而是自發地去做，有動力去做這件事，那差的就只是經驗。」陳允中在台灣積累的社會運動經驗正好彌補「八十後」的不足。

他整合了一百多個人參與工作坊，提出一個人民規劃的方案，方案假想中環海濱如果不填海，有很多綠化，將很多公共空間連在一起，整個海岸都有單車徑。「這很理想，最後全部都失敗了。」

下一年，皇后碼頭保育又來，同一班人衝去佔領了97天，「比雨傘運動還長」。兩場保育行動都以香港獨立媒體網 Inmedia 作大本營，「本土行動」也在網站宣告成立，但在碼頭拆掉之後就自動解散，陳允中當時很憤怒。

這群「八十後」是他眼中香港社運最有潛力的組織者，但卻沒有如他所願組織化。他一邊生氣，一邊為這些年輕人解畫，「對他們來說，這是人生第一次社會運動，佔領了這麼久，就像自己的屋子被拆，對很多人來說，留下了運動創傷。」

到這些年輕人再一次聚到一起，已經是2009年到2010年，反高鐵，保衛菜園村。中間的幾年，陳允中踐行皇后碼頭「拆一起十」的口號，在全港重奪公共空間，「時代廣場是我心中的皇后碼頭，藍屋是一個皇后碼頭，西九龍是一個皇后碼頭，菜園村也是一個皇后碼頭。」

銅鑼灣時代廣場有凳坐，是他組織的行動促成的。藍屋十年，新項目剛開幕，他就要離開香港了。重建菜園村，他和9個人搞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搬到八鄉住，幫忙搬村，成立「土地正義聯盟」。他2011年開始幫朱凱廸助選區議會，兩次都沒選上，卻飽受鄉事的威脅。他眼見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手段，「例如你回家突然發現車輪子不見了，或者你家門口被大石頭堵住了」。他那時明白香港是「一城兩制」，「城市裡，跟《基本法》來管制；鄉下，就是鄉議局、鄉紳勢力來管制，警察未必能直接執法，要打好關係。」

2011年，陳允中第一次幫朱凱廸助選區議員。

2011年第一次助選時，他和為數不多的義工常開玩笑說，可能有人來砍助手和義工。「怎麼會砍候選人啦！後來我們就想到底誰要被砍，砍的時候可不可以不要砍我左手，不要砍我右手。」

朱凱廸去年成為立法會票王，他很開心，也很擔憂。開心的是義工越來越多，朱凱廸的路線被主流政治所看見。擔憂的是回到組織者不足的問題，他仍認為香港社運缺少組織者，而朱凱廸入議會，是又少了一個。「做土地正義聯盟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堅持，只可以參加區議會選舉，因為那是社區運動的延伸。但現在立法會太爛了，屋頂垮掉了，每個人都暴露在暴雨之下，社運裡的人必須自己跳下去，把屋頂蓋起來，所以不得不去選。」

可是跳下去以後，年輕一輩中，誰來組織社運？他形容朱凱廸現在同時做兩份工，一個是立法會的工作，另一個是「十份區議員的工作」。能維持多久呢？他苦笑，不樂觀。

五、我失敗了太多次

從「香港好奇怪」開始，陳允中走了好遠的路。他說香港是他社運理念成熟的地方，而菜園村、藍屋，和他這幾年主力搞的「土家故事館」，是他最重要的社運實驗。

「對我來說，香港這十幾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階段。因為我是全職在搞社運，在台灣和美國都是以學生身份。」可他還有嶺南大學副教授的身份，一邊教書，也算全職嗎？「哎呀，教書是為了賺錢呀。」他又語出驚人，滿不在乎。

然而搞了這麼多社運，他覺得自己總是在失敗。反對的迪士尼還在，天星碼頭拆了，皇后碼頭拆了，菜園村拆了，高鐵在建，還有未來一地兩檢的爭議。他有份做搞手的組織，「本土行動」散了，「土地正義聯盟」沒了朱凱廸這個主力，「社區公民約章」推行很慢，「社區文化關注」籌款困難，還有久已淡出公眾視野的「領匯監察」、「女工關懷」、「人民@民主戰車」……最健康的，大概是2014年雨傘運動時成立的「流動民主課室」，轉型成室內民間辦學的「流動共學課室」，許寶強接手，退休後更會專心做。

陳允中一邊說著「失敗咗好多次」，一邊卻說，自己很怕這樣看政策結果來決定社運成敗。他分析出三個社運帶來的 Value Change，一是社運搞手本身會不會因為一起搞運動而改變價值觀，二是他們幫助的街坊苦主是不是發生改變，三是能不能影響到公共論述。

他分享社運經驗時，常舉兩個例子：佔領皇后碼頭和反高鐵，雖然從政策層面來看，這些運動沒有改變到什麼，但卻影響了公共論述。2007年佔領皇后碼頭，最初的民調是5%市民支持，到清場前幾天再做民調，升至48%。「保育議題從報紙的第14版變成頭條。」反高鐵也有民調變化，市民支持率是從16%到47%。

「所以搞運動，為咗乜嘢，係要改變人心。」

「八十後」反高鐵的時候搞「五區苦行」感謝鄉土，陳允中起初覺得傻，沒意義。「我問，那你們計劃有多少媒體報導？立法會是不是會因此就轉肽？」他是社運老手了，自嘲「同政客都差不多，好多計算」。結果那一次，他的判斷完全錯。苦行真的引起傳媒和市民關注，反高鐵成了大議題，「大白象」三個字成了主流傳媒常用詞，普通市民都能看明白。

不過，最近幾年他發現，像他這樣去梳理社運歷史，並不流行，甚至可以說是被排斥的。年輕人好像因為前面的運動沒爭取到想要的東西，就覺得前人都「唔識做嘢」，於是從頭開始，重新做過。「重新做？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如果你現在問年輕人反高鐵，他們會覺得是50年前的事，不會覺得是五六年前的事。」他很怕這一點，所以想寫書總結過去社運的經歷和做法，儘管香港的歷史書似乎「不應該是我來寫」。跟他站在一起的香港社運戰友們都快忘了他是大馬來的人，他自己「到了年紀」，開始記得。

六、自利利他

「落葉歸根。我那時想的是四個字，落葉歸根。」

這是5年前的陳允中，突然有一天早晨，他醒來，問自己為什麼不回馬來西亞。2012年時，他一度計劃到中國大陸去做農村反迫遷，但那個早晨他突然意識到，自己離開家快30年。「這兩個地方的社運環境我都一樣陌生，而馬來西亞的問題說不定還更多。」

落葉歸根？他的根不是自己長出來的嗎？

他變了。「我這幾年一直和年輕人講，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國際主義者，沒有本土認同，但你過了40歲之後，就會有家鄉之情。」2012年，陳允中42歲了，不老也不小。

他開始覺得父母很老，80多歲，自己該盡義務去照顧他們。絕食三日沒改變到的馬來西亞原住民問題，他還記掛著。「我離開過，但剝削沒有斷過。我覺得我欠了他們。」

也是在同一年，他開始學佛。他覺得香港的社運需要佛，許多貪、嗔、癡，令社運的組織者、義工和苦主都不快樂。他自己也不快樂。「以前我們覺得，幫人搞社運是利他的事情，一定要自我犧牲。所以大家都鬥犧牲，犧牲得太少就不好，而犧牲太多就會爆炸，剝削自己，有很多垃圾要處理，我自己也是這樣。」

而且用犧牲的模式去做社運，還會對街坊有道德要求，要求他們像自己一樣悲憤。他不想再這樣下去。「佛法講，自利利他，兩者不矛盾。其實社運不用自我犧牲。」想通了這一點，他回大馬的計劃又改變了，決定到台灣去閉關學習兩年佛法，深刻反省自利利他的模式。至於兩年以後去哪裡，是回香港還是回大馬，沒有人知道。如果他能夠回馬來西亞的話，他希望「帶佛法入森林」，原住民的森林。

七、我依然

在嶺南大學的課他都已經上完了，給完學生成績就全盤退休。他有份創辦的10個社運組織，大部分由傘兵素人接手，慢慢前進。

其中「土家故事館」來得最晚，卻最返璞歸真。說到底，他想做的是當年在台灣做過的事：社區營造。菜園村、藍屋，在他看來都是舊模式的社運，有人權益受損，然後義工去幫助苦主奪回權益。「現在人人都是苦主、市民、義工，我打亂他們的身份。」

陳允中離開香港前仍在「土家故事館」講社運經驗傳承。

他希望香港人由下而上，從社區開始建立「生命共同體」。「如果你愛社區，兩個層次的政治你都會關心。這是避免極權滲透我們日常生活的防衛機制。」國際在地主義之後，他開始講地區認同，他認為公民意識要從社區意識開始，然後用民主的方法去決定社區方案。「我們都是『愛字輩』，土瓜灣人，就做『愛土派』。」

你還看得到他的熱情，但也看到他越退越後，開始認可素人用自己的方式搞社運。「就算我留在香港，我也覺得做一個幫助者的角色比較好，不要每次站在他們前面。」他開始覺得自己不是那麼重要，很多人都能做一樣的事，所以能夠放下那些長期累積的社運項目。

你問他雨傘運動再發生一次，他會不會回來，他說會以不同的身份參與，但因為自己不太重要，所以不一定要親身參與了。「但我常說，雨傘2.0一定會發生。」

你問他有什麼話想對香港說，他有好多個「依然」。例如社運的運動者非常多，組織者依然不足，例如香港人的生活環境依然太差，又例如香港人依然需要好多公共空間來改善生活模式。

港人常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陳允中說，他離開香港，最不捨的也是人。「很有心，去愛這個城市、改善這個城市的人，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香港人冷漠嗎？他覺得是慢熱。「生活在這麼物質的一個城市，香港人用冷漠來保護自己，你要慢慢等他們開始熱。」

兩年之後，陳允中依然會以另一種方法參與社運。他的一生「搞事」計劃還沒有到頭，但那另一種方法是什麼？他又眨眨眼睛：「兩年後告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