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less someone like you cares a whole awful lot, nothing is going to get better. It’s not. ” ──Dr. Seuss 究竟什麼是欺凌？誰要負上責任？
欺凌因果循環(Bullying Circle)，是全球 最知名的Olweus防治欺凌計劃發起人兼心理 學家Dan Olweus提出的概念，他指出：「欺凌的影響，不止於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其他擔任不同角色的人，包括旁觀者、守護者以至潛在守護者，都受到影響。有研究顯示，目擊欺凌事件的旁觀者，有更高機率抽煙、飲酒和吸毒。
「小朋友的世界中往往鬥誰更有power， 而言語上有power，別人才會聽你說話，所以處理欺凌，其實是溝通社交問題。」
教育心理學家黃宇昆在反欺凌講座中解釋欺凌因果循環 的概念。人人都在圈內，他們要爭鬥權力高低，造成的等差，正正是欺凌的關鍵，所以沒 人是局外人。
1. 家長：盲目追求高分 導致價值偏差
追本溯源，為什麼會有這種鬥爭思考？正正在於教育生態是從小講分數，他以「入血」來形容這種觀念。小朋友很快就能觀察到自己與其他人的分別，常常習慣量化差異，「比較是一種生存本能。」 他舉例曾有家長向他求助，指讀傳統名校的兒子「好乖仔好聽話」，他一聽就覺得問題極大：「小朋友之間正常社交中通常佔強勢，男性之間秘訣是男性化，或者好有智慧， 透過言語行為表達；女生就是靚，或者叻。」 他進一步指，小學比較成績，中學就比有沒有人追，收兵、有無錢，或者高大威猛。
沉迷比較，造成欺凌，原因何在，排他性是其一，羣體效應是其二。他指出，社會心理學認為人並不理智，但人通常以為自己好理智，身邊朋友慣性附和不假思索說出的話，羣體會合理化許多行為，減低理性思考，到遇到了欺凌事件，就會覺得對方「值得」被欺凌， 所以一班人會一起做傻事，這就是「羣體思考 (group think)」。
黃宇昆曾與女兒有以下趣怪對話:「為何某同學成績不好?」女兒答:「因為他蠢囉！」再問：「他為什麼蠢？」女兒答:「因為他懶。」他心有戚戚然，難道我女兒也有機會成為欺凌者？
他指出，從心理學角度，欺凌成因在於 「典型歸因模式」，即是說，通常一個人會將自己成功描述為勤力、有實力等主動因素，別人成功則是因為幸運，自己失敗就是因為不幸運。因此，他們認為「一個人衰格就要幫手教佢」，但他們無法拆解一個人成績差背後可以有很多不同原因。
「小朋友其實好難抵抗權力誘惑。」 有時這種刻板的想法源自家庭價值觀。 「父母過分強調高低分別，對人作出刻薄評價，例如說一個小朋友懶，其實是十大廢話之一，因為這樣說，解答不到任何問題。你自問，一個人也會有辛苦、累、無動力的時候， 有時挑戰太大，很難應付。」 那麼，家長可以怎樣做？他指出，要逐個擊破這些欺凌思維，有幾個注意事項:
一、 減少用結論性字眼評價，如懶；
二、 包容子女，但要有適當要求；
三、重視情緒管理;
四、 留意自己溝通模式是否妥當;
五、學習成為子女的守護者。
對於欺凌者，則循循善誘。面對女兒，他會反駁一句：「你知道他成績麻麻，有無辦法 令他成績好轉?如果無，你笑他做乜，其實你都蠢蠢哋。」他說，就算是小朋友，都可以告 訴小朋友，Boss和Leader大有分別，做老細 不如做領袖。他指出，欺凌者不會因為被人發 現而停止欺凌，不如送頂「高帽」給他戴，教導他如何可以不傷害別人，又可以和自己不喜 歡的人相處。
講座上有家長遇到小朋友被欺凌，心焦如焚，問:是否應該送小朋友去社交班，教他 應對方法？黃宇昆說，受害者多內向沉默，被欺凌固可歸納成社交技巧問題，但學會調節自己也是技能，必須優先處理。他指出，第一步，必須解決情感特質和社交表現，內向者其 中一個特點就是內心好多焦慮和緊張，遇小事「好大反應」，所以更被視為「好玩」，重點 是首先解決內向者的焦慮情緒，不然教社交方法也無法應用。第二步，可以「執下外貌」，
「好多時被欺凌是因為內向，或外表造型老土少少。」第三步，家長也需要留意本身的家庭溝通模式，有其父必有其子，斯文家長教導小朋友同一方式說話，「但很難想像社交中，其他小朋友眼中的感受，好多時要教他比較粗魯的說話方式，例如『行開啦』。」
2. 老師：需要知道欺凌有時具隱蔽性
前進步教師聯盟成員周子恩曾經在多間學校擔任輔導及訓導工作，他以多年經驗指出， 欺凌主要分為三大類：
一、遊戲型，通常以惡作劇為主；
二、仇視型，例如一對小情侶各有朋友，女生幫覺得男生沒有送禮給女朋友，表現很差，遂爆發大戰；
三、歧視型，以嘲笑對方為主。
隨時間演變，欺凌方式更呈多樣化，而且無處不在，難以捉摸和監察。例如在網絡製造假帳戶，先抹黑自己，然後反咬某同學欺凌自己。即使學校安裝閉路電視，但欺凌其實仍防不勝防，因為欺凌者可以在經過對方時，在那人耳邊發出惡毒但細聲的言語。他曾試過花三天時間查明欺凌事件的始末和真相，抽絲剝繭，搜集證據，好比偵探一樣，為了找目擊證人，連校工都問，誓要拆穿謊言。「要阻止同類事件發生，就要令學生知道會被發現，不要 再繼續傷害別人。」
罰與教，他認為是一體兩面。對於欺凌者，他的處分，包括要欺凌者嚴正道歉、寫公開信、畫畫、寫一篇心路歷程，又或者扣減五十分操行分，要幾個欺凌者商討每人承擔多少，再觀察他們是否真心改過，然後補回先前扣去的操行分。「如果透過事件令他們學懂怎樣和人相處，價值比處罰學生更大。」
制度缺陷：重視智育而非德育
周子恩是輔導組主任，學校政策特別容許他教約一半的教學時數，近乎半職教學，半 職社工，處理最多的行政工作，最少一天要見三四個輔導個案。他的電話，全校都知道。
周子恩認為香港不妨參考北歐和英國模式，從而找出可本地化的部分。進步教師同盟 另一成員盧日高曾撰文指出，在歐洲教育體系，學校鼓勵學生遇見欺凌事件挺身而出，因 為這是公民的責任。
香港情況相反，周子恩指出，愈來愈少學生願意擔任守護者，風紀愈來愈難招人，因吃力不討好，又容易得罪同學。「以前有時間訓練學生由旁觀者變幫助者，但現在學生忙着讀書，根本沒有時間，全校學生都湊不夠一隊足球隊。」以往他曾開辦同理心訓練課程，或教學生基本個案處理，提高意識，然而近三四年，只能利用午飯時間做活動，例如玩音樂， 但不足以做深化工作。
召集老師開會並交流情報、輔導組老師 會在公餘時間自學復和等心理學概念、將每周 班主任課列入授課時數；新入職老師接受相關訓練⋯⋯他說，好多措施可以改善欺凌情況， 但這些全是資源問題。
「在學校裏最重要的是智育，不是德育，這是制度性缺陷，你想想，剛才我講所有方法 都依賴有心同事私底下擠時間，但教育局有否將問題放在日程表上呢？」
教育局做了什麼？
「講真，我看不到。」他批評教育局調解欺凌事件只擔任校方和家長之間的傳訊工具。不 論學童自殺，還是欺凌數據，「十年來相差不多，（欺凌比率）都是排世界頭幾名，即是無做任何改善。」
「其實欺凌、學童自殺、生涯規劃，完全是人與人相處之間嘅事。第一件事，最簡單是要做生命教育，矯正思維，教學生如何和不喜歡 的人相處，而不是訓練老師處理欺凌，或者開欺凌中心。」他批評，小學着重死記硬背，涉 及生命教育是零，包括社交、情緒、情義⋯⋯變相高中只能「拎螺絲批補丁」。「老師做楷模引領學生成長的部分愈來愈弱，只求快快讀好書。
「某程度上老師都在欺凌學生，都是欺凌的旁觀者，考得不好就加以懲罰。我現在面對困 境，學生最慘的是，不懂正常做人，不懂得應付失敗和挫折。
「好多學生認為不開心，就要失控發脾氣，但其實可以去食蛋糕，去唱K，送 禮物給朋友等等，但sorry，從來無人教過。」
3. 學校：願意投放多少去反欺凌？
「這個小朋友，你最近過得好不好?」
一班課堂三十位小學生，手握蠟筆，畫出不同顏色代表自己的情緒，滿目鮮紅──竟 然以憤怒為多。小童群益會轄下的友愛總動員計劃負責人何嘉勵和主任陳永懿記得有位學生，紅色憤怒佔了一半，四分一是藍色傷心。
香港青年協會於去年8月，共收到五百宗與學校壓力有關個案，憂慮多與人際關係有關。2016年，香港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提交的最終報告指出，三年內三十八宗中小學生自殺個案中，三十三宗涉及人際關係問題，其中四成與朋輩有關。
計劃學生的願望
與周子恩一樣，何嘉勵認為生命教育是治本方法。「生命教育以生命影響生命，讓學生有模仿對象，亦都有真正用心聆聽的時間，有分享空間，令他們有事可以找人幫忙。」
挪威學者Olweus發起的校園欺凌干預措施主要在學校、班級和個體三個水平上進行。 2015年開始、共有十間小學參與的友愛總動員計劃，亦分為三個層面展開。第一個層面是全校參與，透過戲劇或大型活動，學習欺凌介入方法，另有針對老師及家長支援的工作坊，學習換位思考;第二個層面是提升同學社交技巧，對象一是從四年級選出約三十個「友愛大使」參與四節課程，一是經老師推薦自信心較弱的學生，或透過香港大學社工系設計的問卷篩選欺凌受害者；第三層則是個別輔導，及服 務轉介。
何嘉勵指出，被欺凌者的共同特徵是：社交技巧比較弱，容易一時衝動反應錯誤，欠 缺自信，情感處理也較弱。課堂中，他們會討論欺凌是怎麼一回事，小朋友七嘴八舌說小組 的同學比較友善:「平時學校班房唔會讓人」、「這裏沒有人用說話傷害我」……
何嘉勵說：「精英班競爭非常大，學生以成績區分叻定唔叻，值得尊重與否，我們希望他們學會人有所不同，關心其他人。」
活動中拼貼理想校園，有雞髀麵、操場、大禮堂、自助餐⋯⋯但通通都比不上四隻大字：不要欺凌。
除了藝術治療、手作，他們還用好多方法拆解社交情景，例如辦戲劇《風的太陽》， 透過角色扮演，小朋友分別扮演風和太陽大鬥法，務求要用暴風或豔陽令路人脫衣，有學生有感而發：「邊個叻都好，路人最辛苦。」全校參與的層面上，更邀來專業團隊在幾百人前表演欺凌事件短劇，重演時讓小朋友舉手介入，然後每個角色走下台，進行約四十五分鐘的討論時間。
何嘉勵最感動一刻，是老師提到參與計劃同學的改變。那名老師的班上，有一名同學 A，性格衝動，常常因小事動怒，那次，一如以往，同學紛紛怪責A，突然有人大聲高呼:
「唔係咁㗎，是XXX鬧他先的!」原來有參與過計劃的同學挺身而出。
每節課開始前，有五分鐘「開心對話」，讓師生交流。一名年輕老師說，讀書時曾有同學邀請全班去生日會，但唯獨遺漏了他，老師剛說到這裏，立即就有學生站起來當場哭了， 說自己也試過同樣經歷。
何嘉勵收到老師心聲， 「與學生對話，課節時間多多都不夠。」可惜學校課程緊密，老師反映， 即使設有校本生命課程，成長課亦不受重視，課程亦未盡完善。
她說解決欺凌，需要全校參與，因為學生、老師和家長三方之間的關係，環環相扣， 曾見過因為家長不了解學校處理衝突的措施， 選擇報警，老師亦待發生衝突，才特別通知家 長，設立危機處理小組，未有事前說明處理欺 凌機制。
計劃初，只有一半學校願意抽出時間讓學生參與，第二年已倍增，直到近來，有校長於 行政方面，將訓輔導組的重點改成宣揚彼此尊重，同時推行跨學科協作，中文和音樂科一同教導和而不同，提升同理心。有學校讓每班同學選出關愛校園大使，也有學校舉辦友愛周， 宣傳相關主題。
至於政府直至2017年才推行由訓輔組老師主持的”WE”正向動力計劃，包含三課個人成 長課，與計劃內容類似，她認為應加派有經驗社工協作。同樣致力於學校推行生命教育、和諧校園等計劃多年的復和綜合服務中心總監李倩婷則指出：
全面推行反欺凌計劃前後對比， 欺凌發生率僅由百分之五下降至百分之三，期間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學校不願意長期推行。
友愛總動員計劃將會於4月發布研究結果， 未來計劃資金仍未明朗，Carrie認為學校需要許多同類預防性計劃，希望可以繼續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