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東京地鐵發生沙林毒氣事件，13人死亡，6千多人受傷，慘案轟動全球。
距今23年，2018年1月日本法院終於結束悠長的審訊。122被告當中13人被判死刑，當中包括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日本戰後一宗轟動國際的宗教殺人事件，日人聞「真理教」色變，凡跟真理教有關的，與魔鬼邪惡無異。邪教陰霾不散，死難家屬、市民要求「快些了斷」麻原彰晃的呼聲不絕：為何麻原彰晃仍然未死？真相究竟是怎樣的？
23年前，一個寂寂無名的電視台節目編輯拿起似懂非懂的大型攝錄機，只有他能走進真理教信徒人羣之中，長時間記錄了信徒的日常，一人製作《A》與《A2》兩齣紀錄片。他是森達也，一個最接近真理教的導演。
影像持客觀是幻想
紀錄片沒有令森達也名成利就，他與他的作品《A》「被透明」了十五年。傳媒封殺，逼使森達也放下攝錄機，執筆隱逸於行文間，不再舉機拍攝。
四年前，被㖮為「日本貝多芬」聽障音樂天才佐村河內守被質疑裝聾，事源佐村的拍檔在傳媒面前稱自己才是作曲人，頃刻間佐村河內守在人前變了「請槍」說謊的音樂騙子。當時森達也被邀請替佐村河內守著書記錄生活，當他走到佐村的家，屋內昏暗的佈置與不協和的灰貓，他靈機一觸，再引發拍攝的衝動：這應該是拍影像的材料。他用數碼攝錄機拍攝《FAKE》，全程記錄佐村河內守在家接受媒體的訪問，與媒體播放呈現的「真相」對比下，兩個版本差距甚遠。
《A2》十五年後，2014年的《FAKE》再探討媒體發放的資訊真亦假時假亦真的一面。森達也的名字，再次矚目影壇。年輕人開始在網上好奇翻看《A》、《A2》，用不同的視角看真理教。
真理教帶給森達也的人間冷暖，他感受至深，三齣作品令他對「影像」、「真相」與「媒體」建構出一套獨有的看法。「影像的客觀、中立對我來說是幻想，但對於新聞來說，縱使知道這是幻想，仍然要保持客觀中立去找真相。紀錄片不用這樣，是將自己想法、感情、憤怒、悲傷放進影像。這是優先的事情，這就是紀錄片。」拍攝《FAKE》，森達也曾多次被追問：是否相信佐村河內守是聾的？森達也坦然回應：佐村先生是聽不到的。鏡頭不躲在人後，在人前他亦沒有收起自己的看法。
一切由攝影師缺席那天說起
森達也批判式紀錄風格，一切由電視台專業的攝影師缺席那一天說起。
森達也本身是拍攝的門外漢，1995年3月東京爆發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森達也是電視台的稿件編輯員，他負責的新聞節目要在事件上搶新聞，拍攝真理教途中，現場的攝影師不拍便跑了，留下一句：「森達，要拍你自己拍。」「當時謠言都說不可以跟真理教的教徒有接觸，一接觸便會死，更何況電視台要進入教內拍攝。」森達也憶述說。當時有妻有兒的森達也收到電視台的「命令」說一定要拍，於是他硬着頭皮背起大型攝錄機進入真理教的總部。
《A》的拍攝手法一時zoom in，一時zoom out，像小孩子玩弄攝錄機一樣，按潛意識去拍攝，主流傳媒不太關心的事諸如教徒歌唱的歌詞，他照樣 Roll機拍攝。 森達也笑稱：「當時的攝影師是不准外行人碰攝錄機，所以我是完全不懂攝錄機的操作。當我對現場的人與事想知多一點的時候便zoom in，有時只是不懂攝錄機的操作，失焦而已。回想起來，真的不好意思。」
<h2批判始於舉機拍攝
只有森達也的鏡頭可以走進真理教信徒之中，追蹤式拍攝，順利訪問多名信徒，內容充實，這正是傳媒「羣狼」欲撲的獵物。森達也的旁觀式拍攝，無意中將媒體的「狼性」捲入鏡頭。電視台記者不由分說的衝到信徒面前「扑咪」取數句回應；採訪隊伍身後鼓噪的攝影大哥為了拍攝信徒，像小孩在地上撒賴向信徒粗言叫喊。森達也的採鏡跟大台越走越遠，他開始不聽指令，最後決定自資拍攝。
「當時的電視台跟我說：要醜化真理教，要將真理教描繪成殘忍的，將信徒拍成是冷血的危險人物，將真理教拍成危險的組織；但當你看到他們（信徒）的笑臉便知道，有些人是大方的、有善的、柔和的。為何如斯平和的情況，突然會觸發殘酷的事件才是最重要探討的事呀！」森達也至今仍不忘當日舉機拍攝的初衷。
媒體培養出來的森達也開始反思媒體呈現的「真相」，他說一切始於拿起攝錄機的一刻開始。「傳媒所說的不是謊話的，他們所說的是一部分，是簡單的訊息，是令觀眾愉快的部分，有窺私的部分，有最刺激的部分。讀者看這個閱這些，事實便會真的變成這樣。我什麼時候有意識去反映，便是我手執攝錄機的一刻了。」在新作《FAKE》，他同樣批判傳媒，傳媒用自己的非科學的準則去判斷一個人「聾」或「健全」，亦單純地相信願意出來指證的受訪者。
「默殺」的十五年 「留白」的放映時間
日本經歷STAP細胞問題，東京奧運場所興建或築地市場遷移的醜聞，縱然媒體比以前更小心報道，大眾依然對媒體抱懷疑的態度。大眾媒體的日語是「マスコミ」(Mass Media)，近年民間以近音字「マスゴミ(大型垃圾)」去戲謔媒體。廿年前的日本社會資訊不如今日網絡發達，只要媒體上下一致閉上口，向外統一版本，另一面的真相煙沒在時代之中。
森達也的作品這數年間受人注目，媒體以日語「默殺」去形容森達也過去的日子，因為沉默真的可以滅取人生。森達也回想，縱使九十年代《A》在東京能夠上映，電影雜誌故意在放映時間表上將《A》的上映時間「空白」起來：「我很驚訝，感覺是所有人一起閉口，令《A》從來沒有出現過。當時…我第三個兒子才剛出世，生活好艱苦的捱過去。」十多年來，森達也被同行杯葛，亦曾被指控他受錢替真理教拍宣傳片。
於心有愧 ─ 最後的《FAKE》
森達也沉思時托頭苦惱，走路彎腰寒背，連聲的「不好意思」，長長的身影有點重。「我真的不會再拍紀錄片，《FAKE》是最後一部，現在轉寫電視劇劇本。」森達也確切回答我的問題說。
森達也的作品沒有宏偉的畫面，《FAKE》同一場境拍攝令主流攝影師摸不着頭腦，他只是纏着又纏着中心的人物發問。他將影片剪接完成他便想跑掉，頭也不回望任何人。「我是感到 “後ろめたさを感じる”（日本諺語：良心發現），太不好意思了。因為我的電影是令人感到創傷的，《A》與《A2》傷害了傳媒、警方與普通市民。但傷害他們也一定要拍，這樣才會拍到出來。拍竣後，我感到不好意思，不想見他們(受訪者)。我相信佐村河內守看了《FAKE》，他也會感到離譜，這樣公開也可以？我確是利用了他。」佐村河內守多次電郵森達也，森達也也不回覆，製片介入希望他回覆，他亦堅決不回覆。
我是這樣接近真理教的
森達也1月來港時，日本新聞剛公布真理教的跨世紀的審訊終於落幕。《A》與《A2》的拍攝成為了珍貴的影像，記者好奇問森達也：「你當時是如何得到他們的信任？」
「我只是寄了一封採訪邀請信給他們。」森達也說。
森達也解釋，真理教修行的信徒從沒有信任他，籌備拍攝新聞節自前，森達也只寄了一封解釋採訪原委的信件。在沒有電郵的年代，每個記者也會做，只是恐懼令所有記者卻步。「最後聽回來，好像只有我寫信。換轉是其他人，或者是你，只要做好採訪邀請的手續程序，亦有可能進入拍攝的呀。」
紀錄片拍來的「一面之詞」，亦是真實的一面，換來的是森達也二十三年孤獨的路。現在看來，他說一句「以後不拍了」的神情最輕鬆。
真實，有時確會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