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你是記者嗎？」
走到匈牙利邊境村落勒斯凱（Röszke），這裏跟塞爾維亞接壤，有着一條連着兩國的路軌，火車現已停駛，在鋪滿碎石的路上，不斷有人流動，試圖從塞爾維亞走到匈牙利的這一邊。一家人攜老帶幼，是最常看到的景象。本來沒人理會的邊陲小村，因為這一波的難民潮，突然成為了新聞熱點，國際組織紛紛在此設立補給物資站。
樹蔭下的逃亡故事
我沿着路軌行走，忽爾旁邊走過一名年輕的叙利亞男子，約莫二十多歲，高高瘦瘦，操着流利的英語，然後問我是否記者。三言兩語後，他同意接受採訪，但不願透露真實身份，不過，談論起他的逃亡經歷時，卻是滔滔不絕。就這樣，我們坐在鐵路的旁邊，樹蔭下，時光似乎暫時凝滯。叙利亞的動亂，彷彿只存在於他的話語中。
「你知道嘛，我的故鄉現在變成了伊斯蘭國（ISIS） 的首都。」Syrianglory（ 化名）口中的故鄉拉卡（Al-Raqqah），是叙利亞北部的重要城市，自從叙利亞四年前爆發內戰後，反抗軍於2013年發起過一場「拉卡戰鬥」，攻下了這座城市，到了後來，拉卡落入伊斯蘭國手中，並成為該國的首都。
早在內戰爆發之初，Syrianglory已經逃離故國，前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尋求存活的空間。經過接近三年的時間，由於鄰近叙利亞的關係，此處也不斷受到戰亂影響。今年8月，Syrianglory有感貝魯特將會變得愈來愈不安全，於是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隨着逃亡浪潮，他跟大隊人羣一起移動，當他向我詳細闡釋其逃亡的路線時，不意外地，跟媒體描述的相去不遠，只是，從報道上讀到，跟親耳聽到，那種感受又是兩碼子的事。「我先從貝魯特坐飛機到土耳其的阿達納（Adana），再轉乘巴士到達伊斯坦堡。後來，就是你在新聞上看到的，我坐上了一艘『死亡之船』，船上有五十人，沿着地中海，飄流到了希臘。」地中海路線有兩個熱門的登陸點，一個是希臘，一個是意大利。在希臘登陸後，Syrianglory繼續北上，途經馬其頓和塞爾維亞，路程遙遠，有時他會乘坐巴士，有時只能徒步而行，有時甚至會遇上「發難民財」的計程車司機，單單是從馬其頓到塞爾維亞邊境的一程車，便花費了200歐元（約一千七百港元）。
鐵絲網像苦難一樣長
大多數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都渴望坐上前往德國或奧地利的列車，在該處展開新生活。一名駐匈牙利的法國記者告訴我，希臘理應是難民登陸後踏進的第一個歐盟國家，但希臘由於其債務危機，已經自身難保，因此千方百計把人潮推送至馬其頓，而馬其頓及塞爾維亞亦沒有接收難民的意欲，只願他們盡快進入匈牙利。地理位置的緣故，匈牙利成為了第一個需要直面難民問題的歐盟國，但該國政府應付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在塞匈邊境建立一道長達175公里的鐵絲網，而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更明言「移民危機是德國的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並與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聯合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歐盟的強制配額計劃。
Syrianglory不打算落腳在匈牙利，如果能夠幸運抵達，挪威應該會是他的終點站。「我只是想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度，沒有戰亂，不用擔心安危，而且我猜在挪威應該能夠找到不錯的機會吧。」吸了一口煙，徐徐呼出煙圈，然後嘆了一口氣。離開中東之前，他是一名會計師，在失序的地方，專業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因此，他只盼望能夠找到容身之處，但求好好地活下去。在這個念頭驅使下，他表示將會用盡方法逃離匈牙利警方的耳目，找出前往北歐的路線。
資訊相對沒有那麼充足的人，進入了匈牙利的國界後，會在收容中心等候被送進難民營。難民營被一圈一圈的鐵絲網圍繞，加上大量警察在看守，防止難民逃離。透過一網之隔，突然又被一把聲音叫停，營裏的人問我有沒有香煙，我聳聳肩，並走向他們，嘗試打探網中人的故事。
「早知難民營的情況是這樣的話，我就不會進來，我們跟這裏的非洲人也不太相處得來。」已為人母的Hanan，在頭巾底下的那張臉龐，顯露出不滿的神情。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在難民之間，也有可能存在族羣政治。Hanan一家十二口，沿着相同的路線，花了二十天的時間來到匈牙利邊境，透過巴士接載，一家人從收容中心轉移至難民營。「被送了進來後，我們問看守的警察何時可以離開，下一步又會怎樣時，他們只會說不懂英文，也沒有確實的答案。有時說一小時後能離開，有時說兩小時，有時又說三五天不等。」
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
跟Hanan談話的過程中，警察一直從旁監視，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如此明目張膽。後來，Hanan的家人也走了過來，她一一介紹，這十二人的家庭裏，年齡層由兩歲到七十四歲。七十四歲的父親原是巴勒斯坦人，由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局長期不穩，於是選擇逃難至鄰國。Hanan在叙利亞出生及成長，本來過着相安無事的生活，內戰後情況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內戰爆發之初，她們還抱持着觀望的心態，直到三年後，覺得局勢無法逆轉，終於決定離開叙利亞，前往歐洲。「我們有親戚在瑞典，希望能去那裏團聚。」
根據歐盟在1997年生效的《都柏林公約》指引，難民需要在首個登陸國提出庇護申請，而被送往勒斯凱（Röszke）難民營的難民，將會在匈牙利透過讀取指紋來進行身份辨識。前路茫茫，能否前往瑞典，實是未知之數。Hanan一家為了逃難，已經花費了每人近四千歐元（約三萬五千港元），合共約五萬歐元（約四十四萬港元），隨身行李亦在地中海全部遺失了。「希望你能夠幫幫我們，」到了最後，站在Hanan旁邊不諳英語的丈夫，卻突然冒出了一句話：「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聽到這話後，不免心虛，數以十萬計逃往歐洲或其他國家的難民故事，我們能夠透過文字或影像閱讀到大量相似的背景與故事，可是，對於「難民」諸多的刻板印象，足以把每個獨一無二的個體磨平。到底如何才能夠更立體地呈現？如何才能夠避免消費他人的苦難？這是一道大難題，不免深感文字的匱乏。
後記：難民並不遙遠
在新聞現場，看見那些影像中的人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卻仍然受到不小的衝擊，他們寄望安全及更好的將來，教我不禁想起在香港曾進行過一次非洲難民的訪問，在處處是掣肘的社會環境底下，美好的新生活並沒有來臨，活於社會極度邊緣的位置中，因為尋求庇護者的身份，導致不能合法於香港工作，輾轉之下只能投入黑工市場，飽嘗被剝削的滋味。難民距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
有時候總會質疑自己是否過於濫情，遠方的同情或凝視畢竟廉價，但想起在匈牙利的邊陲之地，看到難民小孩天真爛漫的笑容時，那種心酸的感覺，使人久久無語。我不想，也沒有資格用道德之尺去丈量他人對於難民的態度，而關於難民或移民政策的討論，實在還有太多太多的空間。執筆之際，只是惦記着Hanan丈夫的期盼，嘗試盡量把他們的故事說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