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二〇二〇年，你會如何形容這一年？
A：飛快的一年
Q：二〇二一年，你希望怎樣過？
A：不敢奢望，只想平安度過就足夠。
從長洲登船，開船約十數分鐘，藍天白雲間會出現一座小島。
那是芝麻灣。
待船泊岸，一羣青年自斜坡山上衝了下來，十二月的島上，男生們連外套也沒有穿，只穿著單薄的背心，他們向訪客和校長道了早晨，便從船艙上取過一箱箱生活用品，把沉甸甸的紙箱都扛在背上、肩上和頭頂上後，又一窩蜂地跑回山上。
男生都像馬騮仔，不消幾刻，一行人跑至山上，沿途熱鬧。陳兆焯站在碼頭笑道，這都是他的學生。
這一年來全港學校斷斷續續停課，只有正生書院一路熱鬧，他和島上的教職員仍舊天天早晨就登島，回來島上教書，處理教育要務。
這年，正生書院沒有停過一天課，卻差一點就要永久停辦。
要向世人證明存在價值
近年，青年問題生態急促轉變，正生收生數目下降，目前只有二、三十個學生仍在島上上學，學校面臨長遠的經營問題，他和不少教職員自願減薪，但沒有新的資金出現，學校仍然無以為繼。
陳兆焯從浪尖上走過一次又一次，這次太太勸他別走得前，怕一高調又會惹來事端。陳兆焯說自己作為校長無法不接受訪問，於是記者打電話來，他一早又出門去，年末沒有收爐之意，反而馬不停蹄，一次又一次向記者解釋自己的教育觀，他要向世人證明正生書院有寶貴的存在價值。教育不止一條路。
「我明白太太的擔心。二〇〇九年，大班（鄭經翰）提我，話傳媒把你捧到變成上帝，之後唯一的古仔就是上帝變魔鬼。我不怪傳媒，事後我覺得自己也有責任—我有責任把整件事變得更透明，公開，對外作最好的溝通，不能大安旨意覺得別人會理解，現在我寧可麻煩一點，多花點心力，多一點的篇幅解決，令大家溝通好一些。」他說道。
我們沿斜路到達校舍，在女生宿舍坐下來。這裏破舊的椅桌和儲物架上都貼上了感恩的書法，屋簷外小鳥歌唱，職工和學生下着棋。一羣年輕的女生在門口的狗籠前逗着那隻叫Happy的狗玩，Happy見到一個個小主人，尾巴豎得老高，開心得連連轉了幾個圈。
芝麻灣上，除了訪客，沒有人戴着口罩，少女笑語談笑，男孩在遠處的操場練箭，這裏就像夢幻島，他們都是彼得潘，島上彷彿從未受疫情影響。
「正生毋須隔離，因為在一切隔離之前，我們已被隔離。」陳兆焯苦笑。
他招招手，把一個乖巧的女生叫過來，請她倒汽水予客人。我們婉拒，說我們在島外進來，疫情時候不便除下口罩吃喝。女生卻還是恭敬地遞來了幾個杯。陳兆焯叫飲，盛情難卻下只好除下口罩，飲一啖，發現是水，卻也冰涼透心。大家想到陳校長的幽默忍俊不絕。
一切看似沒有影響 卻其實全被影響
「這一年，正生還是過着打波、上堂的日子，只是外頭的比賽，與外遊學習的機會都已經取消了。我也少了會和講座要開，便多了回來，這一年我們八次一起到西貢參加野外活動，和學生一起玩帆船，他們都好開心。」校長說，除了校外活動全部取消，學生經營的理髮店生意也變差。
「外面少了人行街，人人在家工作，不用見客，也自然少管了儀容，少剪了頭髮。另一方面，我們為學生創立的影音剪接公司，原本許多工作都取消了，原本我們計劃到蒙古拍攝—取消了，大大小小的馬拉松也都停了。什麼都無了。」他無奈，學生少了職業訓練，於是學校這年破天荒師生一同辦了八次野外特訓，他教他們上山下海，學生都很享受揚帆海上的感覺。
陰天看不見晴天時，就畫一條彩虹給自己。
然而島外青年問題隱蔽化，不少吸毒和犯罪行為轉至隱蔽地方發生，網絡的發展亦引伸出大量電子癮青年，許多年輕人因社會環境和教育體制出現情緒問題，有人質疑正生會收生不足，意味其已無法應付環境需要，認為這樣的羣育學校已不符合社會時代需要。陳兆焯對此搖頭，他說自己不覺得這年發生的教育轉變和青年問題是一種衝擊，卻恰恰相反反映出正生的必要。
「許多人說這一兩年出現青年問題，但其實這些問題在許多年前已慢慢燒了起來。這年多，許多年輕人尤其失去了方向。我覺得這絕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青年人無法找到路向，於是以行為反射出青年人的無力感。香港的教育課程和社會情況亦令許多青年人很疑慮，到底他們讀書來做什麼—我們那一代人，人哋讀我們就跟住讀，但他們這一代很早就會問『為什麼』和『點解』。如果答案不是一個他們理解又或是符合他們的價值觀時，他們就會有一些情緒和行為出現。正好今年疫情困住了全世界的人，如果我是他們，我也會想以後點算啊，日子會永遠下去嗎？我也會焦慮無助。」陳兆焯說道。
他認為，這一年有些連大人都未曾面對過的問題出現，整個社會未為此作出過打算和準備，大人尚可以學習沉着應變，年輕人卻到底會感到無助和不適應。
「港大曾提出香港有足足兩萬至四萬個隱蔽青年，這些數字早在前年已經有了。而且近年青年的數目下降，犯罪生態轉型，吸毒隱蔽化，網上數碼成癮也令不少人開始躲在家中，有許多學生不再上學，而SEN、有情緒問題的學生也愈來愈多。這反映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一個完整的青年政策，而正生這種寄宿學校，其實可以為學生製造出相對規律的生活，針對隱蔽與自我的問題需要，提供環境學習。我不覺得正生要被淘汰，反而更覺得正生應該走得更前，作為香港另一種教育選擇，作為一種清泉。」他說到一半，鐘聲響起，女孩魚貫列隊，排成幾行，突然低頭合十，她們在正生學會祈禱和感恩。
不是戒毒所 而是自然學校
以前公眾以為入讀正生的學生大多有嚴重的行為問題或吸毒習慣，外人把正生當成戒毒所，但陳兆焯認為正生是名副其實的學校，而正生早在年多之前，希望大力招收有隱蔽問題或是需要情緒支援的青年人，希望寄宿生活可以令這羣年輕人放下手機和鍵盤，在自然中學習，找到自己的自信，不再因社會環境而感到手足無措。
「昔日的青年問題可能與違規有關，可能是加入黑社會，可能是吸毒，但現在的青年慢慢變成隱蔽的個案，他們對未來無望，希望從社會中抽離出去。而且這一年因為疫情問題，學校停課，愈來愈多的人窩在家中，卻也因為疫情，我們要接觸家長相對而言困難重重，以前我們會安排一些日營給外面的學生來體驗一下正生的生活，今年也取消了。」
正生近年淡出社會的眼底下，直到再次資金緊絀，陳兆焯接二連三接受訪問，尋求救校方案，推廣助學計劃，才又回到社會目光之中。
「我這樣做並不單是為正生找活路，找資源，我希望我的報道出了，令社會重新想起正生，想起自己家裏的小孩，關心他們一下。這件事在我心中，並不是為了錢不得不又拋頭露面接受訪問—而是走出去，再讓社會看看我，看看正生，多思考目前青年教育的問題。」這一年，陳兆焯六十一歲，已屆退休年齡，有人問他為什麼仍在想正生的經營問題，而不想想自己的退休生活，讓人接他的棒。他說人不管幾歲，人生都是一天天在倒數，只是老的人更近一些罷了。
「我對自己說，如果我有九十歲命的話，那麼二〇二一年，我六十一歲這一年前方的路仍然很長啊！而且我常覺得現在外面的人看我便會想到正生，想到正生也會想起我，我和正生已經是相連的了。我想像到如果有天我退休，只要正生發生什麼事，我也總要出來，交代幾句。再加上，正生請校長和請老師一樣，都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在外面做看更也有下班時間，可以回家，但這裏不一樣。」這天，他穿著單薄的風衣，從女生的宿舍一路往山上走，一頭灰髮蒼蒼，體格外形卻仍然壯健年輕，壓根不像六十歲的人。他三十五歲離開常規學校的教學工作，加入正生，他自言當時已有退休之感。
「正生是我的第二份工作，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去想退休。因為在疫情之前，我兩個月就會辦一次講座，講座上許多父母都因管教子女感到困苦無助，我自己也是一位父親，現在兒子不在我身邊，我特別想如果我個仔需要人幫助的時候，我也希望有人會幫他。」陳兆焯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做下去，讓更多需要希望、機會和新生活的年輕人可在芝麻灣找到新的人生路。
無法出席兒子的畢業禮
他說到，去年兒子在英國大學醫學院畢業，他和太太因疫情無法前赴參加兒子的畢業禮。他視之為人生其中一個遺憾，知道兒子在當地醫院實習，走在抗疫前線，他在越洋電話的一頭問兒子怕不怕。兒子說，不怕，就像士兵不可以怕子彈。他掛下電話，心中一陣豁然，什麼都不怕了，因為孩子長大了。
最後，我們叫陳兆焯為新一年許個願，他在黑板上寫上「平安快樂」，攝影師叫他用紙巾擦掉，方便再取一個遠鏡，拍他寫字，我們叫陳兆焯再寫一次，寫什麼都好。他一筆復一筆寫成「陳以樂」三字，那是陳兆焯唯一的兒子的名字。
陳兆焯說，他把兒子當成自己其中一個學生，如今以樂成為一個有夢想又勇敢的人，他希望自己也可以教好其他孩子，令他們都可以成為一個有夢想又勇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