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來，恐懼與他如影隨形，直至一天他決心前往另一個自由國度，不再預料歸期，才告別過去長期抗爭的精神崩緊狀態。
那種感覺，就像有一把刀懸在頭上：終日在防範被人跟蹤，走在路上要繞路以擺脫可疑的人；細微的聲音會令他在夢中驚醒，總是沒法睡得安穩；不獨是自己，他還要擔心在佔領運動時剛交往的另一半的人身安全，「約會時，我叫她不要獨自在街上等我，待我到她家樓下，才叫她下來。」
上年11月，二十六歲的李珏熙（Marco），帶着後來成為他太太的另一半，還有剛出生的女兒，離開香港，流亡到海外。
「很諷刺，香港已經從一個能夠支援政治難民的城市，變成一個輸出政治難民的城市。」越洋電話上的他說。這句話幾乎為香港五年間的轉變作下註腳。
Marco曾是個一往無前的抗爭者，這幾年有過儼然過山車式的經歷：2014年，因愛與和平的感召參與佔領運動，隨後在運動中被捕入獄，再加入政黨變成勇武派；2016年參選新界東立法會直選，最終落敗，期間他目睹選舉前後的DQ（取消市民參選或當選資格）風波，失望之下毅然退下火線，往後日子仍然處於一種恐懼狀態。
他說，今次反修例運動所彰顯的極權統治，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會措手不及，但在他看來，政局的轉變早已開始，只是如溫水煮蛙，其他人不知不覺。「那時朋友問我為何要走，我說，參選時我的住址被公開，感到不安全；2016年的大年初一，我身處旺角魚蛋革命現場，恐怕日後有機會被控暴動罪。朋友聽罷，起初並不明白，現在都說，我真的應該要走。」他說。
從教小學補習班到肋骨遭打斷
Macro是個音樂人，五年前，他兼職任教小學補習班，9月的某一天，他站在課堂上告訴學生，政府沒有按照《基本法》承諾制定政改方案，於是一班大學生哥哥姐姐發起罷課作出抗議，雖然他們只是補習班，又不能離開課室前往添馬公園，但他決定以不教學來響應罷課。
那時，他還給學生每人寫一封信：「民主不會從天而降，是靠之前的人爭取回來的。我不希望你們長大後面對一個更壞的社會，希望你們長大後會明白。」
結果，香港人爭取符合國際定義的雙普選訴求落空。事隔五年，他當年的學生已由小學生變成中學生。他感到痛心，在反修例運動中，學生要赤裸裸地面對警察的濫權問題，要親身目睹有人被壓頸打崩牙，或被警棍打至頭破血流，「十幾歲少年被拘捕，警察以人身安全為理由，要他們留在男童院一個月，與家人分開，變相拘禁。」
Marco說警察濫權，在五年前也不是個別問題。「9.28當日警方施放八十七枚催淚彈，有片段看到警察以870步槍指向示威者，還有七警在暗角毆打曾健超，還有朱經緯以警棍襲擊途人等等。」
他指，2014年10月18日的凌晨時分，他身處添馬公園，當時那裏有超過一千人聚集，警察突然衝入人羣，其中一個警察把警棍高舉，眼看正要打落一名示威者的頭部，Marco不及細想，隨手拋出膠水樽，希望用這樣的方法來制止警棍揮下。他隨即被其他警察制服。
「有個警察拉我落地，有個打我膝蓋，有個跪在我心口，打了幾棍。」隨後他的胸部再被警察用膝蓋壓了五六次，混亂中只聽到警察在喊：「不要反抗！」接着一支警棍指在他面前，警察說：「不要再動！」
他憶述當被制服後，感到呼吸困難，隨後被警察扣上手銬大力拖行，手腕出血。由於傷勢嚴重，他被即時送院，並證實右邊肋骨斷裂，左手扭傷，雙手有勒痕、無法發力，加上右膝挫傷，坐了下來就不能自行站起來。本來七分鐘的路程要走三十五分鐘。
警察以「襲擊警務人員罪」提出檢控。他留院超過四十八小時，最後簽保釋離開。他說，當時在病牀上，睡覺和寫歌，偶然會想，自己「救人」這舉動是否必要？隨即又覺得有必要這樣做。「我受傷，好過那人爆頭，之後可能有後遺症。」
他在當時寫下歌曲《示警》，歌詞如下：「法治如流水／一早已東去／顛覆建制／人自以為是誰／如若惡棍正對付平民／誓必遵從自身的指引。」
28天監禁 「勇武」思想誕生
那個年頭，抗爭者為營救同路人而受傷被捕，大家只能從法庭新聞的簡短報道得知一二，至於案情細節、審訊過程，外間所知不詳。Marco認為，當時好像角色倒轉了，警察代表執法一方，但在行不義，而他的目的是保護市民，避免那名市民被警棍打爆頭，「我犯法，但沒有犯罪。」
Marco的案件經歷約一年半的司法程序。案件審訊期間，他遭任職的補習社解僱，與唱片監製失聯，也失卻所有表演工作。自此難以找到長工，「代入老闆處境，也是很難做。我又不知何時審，又拖得好後，前後上庭上了四五次。預審一日，正審兩日，判刑又一日， 然後上訴拖了幾次。」
他於是一心要找散工，一次跑到一家弱能人士NGO 做替工，中心主管滿意他的工作表現，主動讓他應徵長工。「我交代有官司在身，他們本來說可以，但想到我可能有犯罪紀錄， 就說『不如等單官司過了先算』， 此後他再也沒找我做替工。」
漫長審訊所帶來的沉重壓力足以壓垮普通市民；他曾憂慮女朋友家人對自己的看法，直到案件正式開審，他聽到女友家人忍不住說「有無搞錯」，他才終於放下心頭大石。
那一年，他被判監廿八天。
2015年，記者曾跟剛出獄的Marco作訪問，原本長髮的他，因在獄中被剃短頭髮而包了頭巾，樣子倔強的他，每當說及在佔領運動和獄中經歷，語氣總是激動，強調：「不會賣慘情，沒有作用的！」因監獄是社會縮影，且更黑暗，弱勢被欺壓，好像吃飯少兩隻雞翼，被人拿走個橙，都不是電影橋段。「新人要洗廁所，但有些人長期被欺壓，一直都在洗廁所。」當時懲教職員亦對他作出言語上的挑釁，如曾有問他「你來到會唔會有衝擊？不要搞事」；見他有些哲學、信仰和社運書籍，又說：「看書也好，反省吓！」
他說，當權者亦同樣欺善怕惡，漸漸，他決定讓自己改變成一個勇武派。「我被打、入冊，沒有呻過半句辛苦，香港人就是太捱得！一直坐，是表達意願，但沒有壓迫力。像日常生活，有時也不會講求斯文有禮，有人過馬路就嚟車死， 你要喝佢，唔可能斯文有禮咁叫佢小心。」
他記得，監獄裏，有一晚重遇他當日在添馬公園要拯救的人。「看見他，我打趣說，原來你份人都係傻吓傻吓，救番你都無乜用，早知唔救啦！」
各種恐懼的演化
他說，抗爭者的恐懼，是受傷、坐牢和斷送前途，那時他認為要直面恐懼，才能打破恐懼，而且他是害怕失去自由而站出來。於是他加入本土派政黨，推動公投制憲，2016年更參選新界東立法會直選，希望改變不公義的制度。
「佔領運動，政府寸步不讓，市民訴求沒得到回應，一般政權會採取價值轉移，務求改善經濟消解民怨，不過這幾年，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租金仍高昂，那時去山頂工作，見到地產店的櫥窗，山頂豪宅呎價比劏房還要便宜，還有其他問題：物價指數、東江水、基建……」
選舉期間，警民關係科主任每天都會向他查詢當日行程。投票日的前一個傍晚，他在將軍澳新都城擺街站拉票，遇到一名持鎅刀女子前來破壞橫額，女子並向在場街站人員揮動鎅刀，其中一名義工被鎅傷手臂，女子其後被制服，警員到場調查，以涉嫌刑事毀壞將她拘捕。
「起初以為媒體會廣泛報道事件，怎料內容只避重就輕。沒有知名度的人，似乎無法得到媒體鏡頭的保護。」他說，正如這次反修例運動，一個年輕人問警察是否跌了良心，結果被幾名警察上前制服，若沒被人拍下，大家也未必知道。
「極權手段的目的，是要嚇怕前線抗爭者。」他說，今天有人持刀破壞連儂牆和攻擊市民，又會發生類似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事件，其實當年在旺角佔領區，已有人拿刀割斷索帶拆路障在街道上故意製造事端，卻沒有人因此被拘捕和檢控。「戴耀廷曾說，佔領者如受到檢控坐監，會彰顯政權的不公義，其實，不公義，早就在吳麗英胸襲案、劉康玩具槍案出現。」
那一次，他出選落敗。那一年，選舉主任取消半年前還符合資格參選立法會選舉的人（按：梁天琦半年前曾參加補選）的資格，接着，前後六名非建制立法會議員因違反宣誓條例被取消資格。他說，本來半民主的議會，徹底淪為政治花瓶，連「假希望」也破滅。
他退出了政黨，但生活仍處於一種難以平靜的狀態。整整四年，他感到一直被人跟蹤，出門行到地鐵，也感覺有人吊尾，「我特意兜一個圈，對方行蹤敗露才會離開，平日出街會不時回頭望，或等別人先走了自己才接着走，亦會專門挑一些人多的地方，有什麼事，至少確保有目擊者在場。」
他說，佔領運動時，已有一些示威者被人跟蹤，包括梁天琦、陳浩天和鍾翰林、李政熙等，「這些被跟蹤的人，都是一些議會外的本土派力量。我一個人，可以頂得住，可是結婚後，很怕影響家人，因為如果和跟蹤的人有衝突，結果很可能反被告襲擊罪，安全沒有保障。」
不如離開香港 離開內心的監獄
結婚前，他有一天跟另一半說：「不如離開香港。」對方便說：「好啊我們走啦。」
自此，生活更是步步為營，如擔心會被竊聽，跟別人傾談時會將手機放遠一點。離港那天，飛機降落到目的地，他推着行李過關，緊張得手心出汗，直至海關人員讓他入境才如釋重負。「2016年初一我在旺角現場，最擔心是被告暴動罪。」
他說，人在異鄉，沒有人知道他的過去。「只簡單說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的反應較不友善，但我沒什麼好害怕，我為了追尋自由而來，內心不應再有一座監獄。」目前，他尚未取得居留權，雖然找工作有點困難，仍靠積蓄生活，但只是為柴米油鹽而煩惱，「最壞都只是錢問題，香港卻面對沒法解決的問題。」他笑說，現在出門，倒過來要太太站在家門外等他。
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波瀾壯闊，身在彼邦，他身邊的香港人都在議論紛紛。有朋友準備返港，問他：香港是否好亂？他便說，機場航班服務是安全的。今日在教會吃飯，遇到一個中年人，他說香港人做得不對，我說，你知不知道現在自己身處的國家，也是打番來的。
他說，當地黑幫分子也在譴責香港的年輕人衝擊立法會，顯得諷刺。「平日我不會出聲，但出言指罵的人其實很自私，你們在這裏自己享有自由和福利，卻指責家鄉因極權打壓而作出反抗的市民。我在這裏相對輕鬆，在香港，如果和『藍絲』口角，可能被人告發。《聖經》提及即使耶穌不認同彼得對兵丁動武，但卻沒有割蓆篤灰，把彼得交出。」
這幾個月，Marco一直跟進香港情況，坦言希望與香港人一齊「落場」。「我和前線抗爭者有聯絡，協助國難五金做一些支援。」
見證昔日小學生今走進「戰場」
一天，他收到香港一個舊學生的短訊，知道他和幾個同學到了現場抗爭，「他以前是個肥仔，現在十五歲，比我還高」，那一刻，他悲喜交集，再望着手中抱着的八個月大女兒，感到一種世代交替的震撼。
他回想，當年在課堂上曾向學生論及一些公民教育，例如共產主義的理論和現實；現在，他和學生聯絡，主要是給他們一些保護自己的建議，「我離開了，無奈他們要自己面對，可是我仍很關心他們：他們在抗爭現場的判斷力是否足夠，心理狀態能否保持率真堅毅，會否被捕或受傷。我怕嚇着他們，坐監並不好受，而且，我也到過男童院教結他，知道少年犯特別容易被欺凌，會被人打得好厲害，例如要你用牙刷洗完馬桶再用來刷牙……」
有一次，他在一個講座聽到台灣閃靈主唱林昶佐說了一句話：尊嚴平日不覺得重要，失去才發現重要。「我當場哭了好多遍。」
他認為，經歷兩個運動的洗禮，香港人更能勇敢對抗政權，彼此情感連繫亦更深，因為大家都一起聞過催淚彈。另一方面，他認為，警隊濫權愈趨嚴重，因不用承擔後果，變成有恃無恐。他說，假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背後由政府操盤，公義根本無法得到伸張，遑論由警察主導調查的監警會。「現有制度，警察做什麼都可以，落口供，詮釋權在他們手上，沒有閉路電視的位置，監管欠奉，警隊通例吊詭，雖然要求警員守法，但可根據指揮官要求而違反，所以動用過期催淚彈也不會被檢控。」
等待海裏的水瓶出現
他說，警察可能也擔心因侵犯人權、不守警例而受到國際制裁，所以害怕香港政府倒台，自認為沒有回頭路，「大家困獸鬥。」他希望，香港一天能重拾免於恐懼的自由，他亦能預料歸期。「浪漫點說，這個希望像等待海裏水瓶的出現。」
他希望，女兒在長大後，會知道自己是香港人，會說廣東話，會承傳香港的文化和價值觀。Marco現在還有寫歌，他說廣東歌有獨特的美學，今年6月28日，他寫下《末路》，悼念在運動中輕生的梁凌杰，歌詞如下：「我終於出發／盼衝破天空的抑壓／飛 你可會念記／願一切再沒顧忌／飛 發現天際那樣美／飛 我的愛散落這地」
「希望他躍下之後飛翔，我也想到自己，我走了，只有念掛和愛留下給香港人，盼大家勇往直前再沒顧忌。」
李珏熙給香港人的歌《捍衛》：
《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