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跟一個老師傅出更巡邏，那時，他才剛從警察學堂畢業。換上藍色制服，要先確保配件整齊，他記得學堂長官講過，警察是紀律部隊，制服整齊就是體現紀律。
老師傅膊頭上有一條柴，亦即在任內無功無過，服務18年後自動獲象徵式晉升，人稱「傷心柴」。作為後輩，他站得筆直，等候老師傅下令出發。他卻招招手，讓他過來坐下。
「記住，當差的，犯第一個錯，就要立即認，立即解決。如果你之後用第二三四個錯，來掩飾第一個錯，這個錯誤就會變得好大。」他一時未能反應過來，他再說：「假如你抄錯市民資料，只需要道歉，通知指揮官，然後嘗試找回正確資料。但是，如果你擅自更改筆記簿的記錄，甚至作假資料，將來別人發現資料不對，你就是妨礙司法公正，萬劫不復。」
「這個道理，我一世受用。」陳先生說（化名）。
沒有良知的公務員 不配服務市民
「林鄭月娥還有其他高層，可能捧住鐵飯碗太耐，曾經作為一個PC的我已經懂得的道理，他們忘記得一乾二淨。」做過七年警察，期間入過PTU，也就是着綠衫的防暴警察。如今，他是一名文職公務員。
政府幾時開始出錯？就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法案直上大會那一刻。「在香港推一條草案，是有標準程序。」的確，公務員最懂得講程序。為什麼公眾諮詢期只得短短二十日？為什麼草案在法案委員會遇上阻攔，可以跳過直上大會？「政府有沒有思考，為什麼草案會遇上問題？正正是因為爭議太大。」林鄭說，一地兩檢都好有爭議，但是立法會都通過到。「這個方法，用一次得，兩次得，她就以為用一百次都得。」
69百萬人遊行、616二百萬人遊行，之後還有許多次遊行集會，陳先生一直以個人名義出席。721元朗「恐襲」，各大新聞及社交網站直播鄉黑勾結，他在家中看得怒火中燒，得知白衣人會去不同地鐵站搞事，他顧不上危險也要去附近地鐵站現場。放眼望去，整個車站都是義載司機，他知道，許多香港人與他同一陣線。
那一晚，他徹夜未眠，翌日上班，踏着沉重又浮沉的腳步，茫然不知返工所為何事。「雖然我的服務對象是市民，但是一個如此不堪的政府，為什麼我還要仆心仆命在其中工作？到底我是為誰服務？」工作上，他一直表現專業，個人內心，卻是失望透。「就算我不想承認，林鄭月娥都是我的上司。然而，她也是服務香港人的公僕，卻放棄聆聽香港人的聲音，十八萬公務員還能如何自處？」
陳先生認為，在工作上保持中立，是公務員一直堅守的原則。然而，作為公務員，還需要有足夠的同理心，以知識、法例和各種技巧服務市民。作為一個普通香港市民，他認為在721之後，整件事已經不能回頭，已經超越良知底線。如果有人到今時今日，眼見市民遭受無差別攻擊都依然支持警隊和政府沒有做錯，他認為這種同事不配服務市民。「因為他的良知、是非黑白出了問題。一個只懂跟程序工作的公務員，如何在每一日的工作之中，切身處地體會市民的感受和需要？」
警隊名言：識人好過識字 打電話好過打字
老一輩的同事知道他曾當差，私底下問過他：「警隊為何做得咁核突？」回想當年，身邊人都支持他投考警隊。一來，他想知道警隊是一個怎樣的組織，二來，就是現實地想賺取高人工養家。入職警隊之前，陳先生已經有其他工作經驗，即使經歷警隊文化洗禮，他依然能夠保持自我。然而，其他「白紙一張」的同僚，很容易就會受警隊文化影響。警員向上升一級就是三柴，亦即沙展，是一個小隊長，需要管理幾個警員，已經算是「管理層」。
假如從學堂畢業就是見習督察，亦即白衫膊頭一粒花，一出來就是一個小隊的指揮官。一個分區警署，巡邏通常分四更，一更一隊人，視乎環頭大小，一隊人少則十多二十人，多則可達四五十人。督察，就是一隊巡邏隊的指揮官。
「有職級的話，每個人對住你都阿sir前阿dam後。」從此，就會品嚐到何謂權力，何謂階級。然而，即使高級如督察，也需要沙展和警員的支持，尤其是從學堂畢業就做督察的一批，藍衫警員在前線一定更有經驗。小至處理一宗糾紛，大至處理打劫案，究竟拘捕時有沒有足夠證據，是否跟足程序，對方投訴的話，一切都是由指揮官負責。「所謂齊上齊落，就是一隊人要保障對方安全。就算你再不喜歡下面班人，都要與他們打成一片，不然他們在日常工作好容易可以跣你一鑊。」
警隊內有一句名言：「識人好過識字，打電話好過打字。」這句說話，說明人事關係有多重要。報紙經常報導有警察為了控告犯人，不惜全隊人妨礙司法公正，下場就是「調轉頭坐」，從執法者變成犯人。
指揮官失控 下屬難以直諫
兩個月以來，警方濫用武力的情況一次比一次嚴重。沒有配戴委任證、沒有展示警員編號、水平發射各種子彈、疑似改裝警棍、刻意攻擊記者……還有許多許多，不能盡錄。既然指揮官的角色是要確保同僚合法行事，何以會發生以上情況？
「我沒有經歷過，實在不知道，唯一肯定就是指揮官負責落命令。」前線警員一直以來都是做最辛苦的工作，抄個牌都要被人問候母親，面對壓力的訓練反而被白衫多。陳先生舉例，無論是元朗還是葵涌的衝突，都見到有柴有花的沙展和督察失控，負責拉住他們的通常是最低級的警員。「當督察要與警員一齊落場，站在同一位置，做同一行動，受壓能力反而最低，因為警員日日都受緊，佢哋冇。」
在學堂，步操訓練是重要一環，不止練體能，還要訓練警察面對高壓的情緒智商，因為一個人出錯，全隊就會一齊錯。正如一個指揮官對記者鏡頭舉中指，就等於整個警隊向市民舉中指。「我覺得自己以前堅守的原則和信念已經消失，我不知道警隊將來可以如何教導學堂的警員。」
身在前線難以獨立思考 高層命令有錯亦只能照做
陳先生記得，以前做錯事，一定要寫報告解釋。假如警棍要由上而下揮出去，警員要有合理解釋，自己或市民如何受到生命威脅。「情況混亂不是一個合理解釋，警察受過足夠訓練，決定是否使用致命武力。」例如在射擊訓練，警員面前會出現各種影像，有時是一個持槍的犯人，也可以是一個拿着雨傘的示威者。「如果對方只是拎住支花或雨傘，你開槍就是fail。」
衝突之中，常見指揮官在負責發射子彈的警員身後落命令。「如果我是伙記，我一定會好驚。我的每一個行動都有高清鏡頭影住，就算沒有警員編號，頭盔上都有編號，翻查記錄，一定會知道是誰平射，是誰headshot。」陳先生說，每一個行為，日後都有可能要上法庭解釋。問題是，前線警察有沒有意識要保命？或是說，有沒有膽量？每一次行動之後，伙記都要在筆記簿做記錄。「你照直寫，上級會覺得你玩嘢，會做你，你在隊內會俾人杯葛。如果你不幸身處一隊急功近利的小隊，你可以如何生存？」
做過兩年防暴警察，陳先生對於沙田新城市一役表示難以理解。「防暴從來都是用陣型驅散人羣，而不是用武器，更不可能衝出去打人，因為陣型一散，其他伙記會受傷。」他坦言，新城市廣場並不適合打陣型戰，警方不熟地形，襲擊可以從四方八面而來，他直言指揮官「叫伙記入去，簡直是推伙記去死。」
記者問，假如他現時身在前線，會有何感受？「被人打就一定會嬲，但是我更加嬲的，一定是點解上頭要擺我去一個如此危險的地方？」問題是，人在前線，在剎那間只能思考眼前的安全及行動是否合法，並沒有空間思考行動的最終目的。「事後睇返電視，可能會嬲到仆街，但是又不能出聲。」
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香港法治從此死去
過去兩個星期，無論是學術界、商界、政界，都有聲音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引來警隊強烈反彈，就連政務司司長疑似代警隊向市民道歉，都被逼「撤回」講法。四個警察協會去信林鄭反對成立獨立調委員會，認為此舉對警隊不公。陳先生不敢苟同，反指「如果未能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香港法治就會從此死去。」
由執法到調查再到律政司提出檢控，是一環扣一環。警察是最前的一環，負責執法，決定提出檢控的先後次序，再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為何示威者如此快要提堂？為什麼沒有警察被查？律政司不能夠說，警方查夠示威者未，幾時先查警察？」如果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就會欠缺公信，沒有人去定義警方武力是否合理，「到最後不了了之，香港法治就宣告死亡。」
直至現在，陳先生還是不會叫警察做黑警。他有朋友在警隊工作，大家能夠保持友誼至今，是因為他知道對方不是黑警。「我相信，獨立調查可以抽出警隊的黑，這才可以還我朋友們一個清白。」
用行動告訴香港人：我哋唔使驚
明天就是公務員集會，陳先生表明一定會出席。「怎會不擔心？但是良知令我瞓唔着，良知令我行出來。」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有份參與的聲明呼籲，公務員「勿受有心人誤導，被推向前線」，集會是「以少數人的立場訛稱代表整個公務員隊伍的做法」，陳先生認為言論相當反智。
「幾千人投考公務員，只會錄取幾十人，遴選委員會的運作相當嚴謹。經過多重選拔組成的公務員團隊，怎會如此容易會被誤導？」他直言，五位召集人講得相當清楚，公務員是以個人身分出席集會，此乃公務員的權利。「別說集會騎劫公務員團隊，不出席明天集會的公務員，亦可以個人名義舉行其他遊行或集會，明天的出席人數自會說明一切。」
陳先生坦言十分欣賞五位召集人，押上自己的仕途，只為提供一個平台，讓大家表達良知。「讓所有公務員，可以作為一個香港人，表達自己的不滿。」眼下，最大的問題反而是白色恐怖。沒有人知道有幾多人會出來，沒有人知道出來之後有沒有後果。陳先生相信，人夠多，就能夠抵抗罩在頭上的白色恐怖。
如果有九成公務員出來，要怕的反而是剩下那一成。「全香港打工仔都一樣，香港人應該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權利。我希望優秀的公務員團隊，可以用行動告訴香港人，我哋唔使驚，公務員都是同路人，都是香港人，我哋都愛香港。」
明天，晚上七時至九時，中環遮打花園，「公僕仝人，與民同行。」
